北大批判-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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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哪首古诗好来。我问他你怎么说某首诗好。他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懂，这是何其芳同志告诉我的。”他把几首诗拿到“何其芳同志”那里请示过，获得首肯，自己回来就思想性、艺术性地写出许多论文来，现在也算是这行里的权威了。而这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可见，文学这种最个人、最需要自由的东西，居然也被套在计划的体制中而非人性化了。
我自以为看透了这些，发誓要做一个活生生的人。自己拥有着唯一一次生命，绝不能接受这种计划体制的教育的切割。上大学就是追寻我心灵的声音，而非国家意志。我必须先建立自己不属于任何专业的自我认同，然后根据自己的精神需要，超越系和学科的限制，在全北大自由选课。后来还读了一本翻译过来的《教育哲学》，上面赫然写道：“教育，就是要使人成为自己。”我当时兴奋得几乎叫出来：这不就是我的教育目标吗？！“成为自己”，实在是我最大的教育启蒙。后来到了美国，看到这里人们从小就教育孩子在面临各种人生选择或考验时要be yourself，即“成为自己”。甚至大选的总统候选人辩论，选民们也要看候选人们是否有be yourself的能力。反省自己的经验，“成为自己”实在是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比如前面讲的，在毛泽东、周恩来逝世时，大家都哭，你哭不出来就心理害怕、自卑，于是真心诚意地努力去哭。在这种压力下，你不知道什么是自己。我现在48岁，生活在自由社会，但回顾38岁时的许多情感，也经常会发现那些情感有时不是自己的，而是顺应社会、同伴的压力去感受。我们的社会和教育把人给异化了，让人迷失了什么是自己。教育的功能则是要把这种丧失的自我找回来。
应该说，松松散散的北大，在当时为我追寻这样的教育目标提供了最好的条件。
通才教育可能吗？（1）
还是继续上节的话题。我读大学时期怀抱着通才教育理念。对我来说，本科教育的第一使命是人格的完成，而非具体技能的培养。人要首先成为人，而不是个专业工具。当时中国还非常闭塞，很少有外面的东西可以参照，我更不知道所谓“well…rounded person”（饱满的人或全面发展的人）这样的说法。达到这样的理念，自然经历了长期的独立思考。从今天的角度回顾，当时的这些理念，和现在我所了解的西方大学的主流教育理念也颇为相合。为此，我还是很自豪的。不过，把这种理念运用在自己身上，则会产生种种问题。
通才教育并非兴之所致地读书，自由之上还必须有一个架构。在美国的大学，一般选专业到了三年级也不晚，而且选了还可以换，确实非常灵活。不过，这种教育还是有严格的要求的。在大部分大学，选课也不能乱选。比如文科的学生必须修一定的理科课程，理科则需要修基本的文科课程。外语上也有相当的要求。哈佛的本科生核心课程的改革，在几年前就被前校长萨默斯当作最重要的议事日程之一，但到他辞职时仍无结果，现在虽然已经经过了许多教授和学生代表的审核，仍没有达成共识。可见自由的框架是多么难建立。
20世纪80年代的北大，和当时中国大学的普遍情况差不多。大学恢复高考招生不久，教授们陆续恢复正常教学。但是，什么是正常教学呢？实际上就是“*”前受苏联影响的那一套。也就是说，20世纪80年代的教学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的框架；只不过一些“思想解放”的老师，试图在这些旧框架中装一些新内容而已。特别是“*”刚过，老师们都觉得自己在专业上“被耽误了十年”，一恢复正常就更强调专业了。所谓通才教育，根本不可能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大家最多说一说交叉学科的优势。我基本上是“*”中上的中小学，上了高中后才算是开始用功读书。而那时候的读书，与其说是求知，不如说是准备高考。这样进了大学，很少有先期的教育准备。在这种情况下能自己意识到专业教育的缺失，立志用大学来追求个人的自我实现，按说已经不容易了。可是，具体怎么往前走？我毕竟是个20岁上下无甚学养和经验的青年，需要过来人指导。可惜能够提供这种指导的老师，当时是很难找到的。
另外，当时的文科教育非常意识形态化。北大在文史方面有些老底子，中文系、历史系的古典训练，还是实实在在的学问。但社会科学几乎不存在。哲学、经济学、法律等，都镶嵌在“*”前的社会和教育结构中，和政治课差别不大。政治学、社会学等还未建立。这些学科的许多教授，除了政治教条外，没有什么靠得住的知识。如果追求通才教育、跨出专业选课，可选的东西实际上非常之少。用鲁迅的话来说，我反叛了专业教育，却遇到“娜拉走了以后怎么办”的问题。
除了一个大的架构和内容外，通才教育还必须有具体的手段。其中一个核心就是师生互动的讨论班，多元性的观点的撞击。比如美国大学招生，追求各种阶层、种族、文化、国家的学生的融合，上课也是各专业的人都有；因为选课也不受年级的限制，一般的课常常是四个年级的学生，甚至研究生聚集一堂。这样，大家看问题的角度各有不同，阅历不同，术业亦有专攻，讨论起来兴味盎然。再有，美国大学生上课除了讨论外还有两大件：课堂报告（presentation），学期读书报告或论文。两者强调的都是表达，要让学生发出自己的声音。可惜，我们那时在北大上课，文学专业的学生最多和汉语专业一起上些系内的公共课，如古代汉语；偶尔也和外系同学一起上几节政治课，好像是大家一起*。年级之间的界线更是森严，很少有不同年级的学生坐在一起的事情，除非是讲座和非常少的几门选修课。即使像张广达先生的课，也是阶梯教室爆满，面对五六十人，也只好满堂灌地讲大课了。课堂提问是非常罕见的，更不用说是讨论、辩驳了。同学的自我表达能力也相对比较低。记得有一次有位台湾出身的外籍教授来做讲座。他虽然通场都用中文，但带来了外面的习惯，要留时间回答问题。一位同学站起来提问，因为过度紧张，竟说不出个完整的句子，乃至谁也没有搞清楚他究竟想问什么。可见我们在这方面的训练是多么欠缺。 电子书 分享网站
通才教育可能吗？（2）
也正是因为如此，我特别要为大学生涯感谢我的几位室友。那时六个人一间宿舍，非常拥挤。学生生活也很单纯，没有什么校外活动。宿舍就是生活和学习的中心。我们六个人，32岁的老吴来自上海，下过农村，属于老反革命，给了我许多人生的教训；28岁的“二老吴”来自广州，口口声声“我们广州人把广东以北的人都叫北方人”，今天看来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又听古典音乐，又听邓丽君，学过许多年油画，是班里西方艺术史的权威，还曾经“乘机离开北京”（就是乘飞机回过一次广州。那时坐飞机实在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把新闻中报道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时用的千篇一律的话“乘机离开北京”来开他的玩笑），是很洋派的；剩下三个基本同龄，其中高远东来自山西城乡之间（好像他父亲属于城里的户口，母亲是农村户口），王达敏来自河南农村，郭东胜来自内蒙，我则来自北京，可以说是五湖四海，比起现在北京人主宰校园的景象也许略有不同，虽然当时北京学生的比例还是太高。因为背景、年龄、经历不同，大家聊起来就比较有意思，互相能学到的东西也很多。当时上课没有讨论班，但在宿舍几乎每天都开“讨论班”，特别是晚上9点半下了自习到11点熄灯那段时间，宿舍里异常兴奋。记得有一次大家晚上本来该出去自习或者在宿舍看书，但因聊得投机而欲罢不能，一直聊到9点。我表示我们是否浪费了太多学习的时间，高远东则说这样聊聊实在难得。他本来就比我用功，学得也好。既然他都觉得聊天好，我心里就更踏实了。只可惜，我们六个人全是文学专业的，天天上同样的课，在学术上所谈的内容就未免狭隘了一些。
在这样的环境下，自己单枪匹马地追求通才教育自然会有营养不良的危机。当然，摆脱了系里的专业课程自己去闯，总是比在系里当个乖学生要好。我一逃课，系里一些课的成绩就有所下降。不过我振振有词，称“一个全优的学生，充其量不过是一个对自己所受的教育毫无反省的学生”。这话看上去很酷，多少有些给自己壮胆的味道。把系里的要求不放在眼里没有关系，问题是到外系听课能有目标，能够努力学到东西。可惜，那时自己实在太年轻，性格不成熟。比如，自己当时非常理解文科学生要学理科课程的道理，曾经制定了学习高等数学的目标。我读高中时，班里的数学老师非常喜欢我，高考时我数学考了80，而许多上了重点的文科生数学都不及格。按说能力还是有的。但是，制定这个目标时已经是大二，数学彻底放下了两年。况且重新捡起来，也要旁听理科的公共课（肯定不能去数学系听，那里水平太高了）。按说，这时学校如果有教学咨询，我可以得到些帮助。但那时学校根本没有这些服务。我自己坚持这一目标也不够坚决，最后不了了之。现在回想，没有大学的数学训练，对我日后的事业有相当大的影响。另外，对历史我也没有全力深造，听的专业课不够多，除了和张广达教授课后聊了一两次外，和历史系教授基本没有过接触。最糟糕的是我不好好学英语。出了大学，实际上在英语上是个文盲。关于这一点，就得另文再述了。
提到这些旧事，是想指出当年在北大追求通才教育的目标是多么困难。如今四分之一世纪已经过去，北大号称要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平心而论，各方面的条件也确实比过去好许多。比如社会科学各系的教授多少有一定的阵容，主流不是靠背政治教条吃饭。一个有我当年那样想法的学生，如今跨系旁听也好，选课也好，内容就丰富多了。但是，通才教育是否已经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核心课程的框架又应当是什么样子？讨论班在教学中的比重是多少？北大如果不辜负其学子，在这方面就必须有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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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讲座胜过听课（1）
如前所述，*后的北大，精神上新，学术上浅，思想框架则旧。一般老师在干校、大批判中已经把盛年耽误了，有的回来拣起十几年前的旧货，照本宣科，算是“恢复正常”了；有的精力充沛，希望跟上时代步伐，大讲新诗、美学等等，可惜底气不足，流于赶时髦。比如美学课，场场都爆满，好像不听这种课就错过了北大经验似的。可是现在回想一下从那里学了什么，恐怕大家都说不出来。我是希腊史迷，逢有关古希腊的课就听。那时有门“古希腊罗马美学”很时髦，外号“古希罗”。但跑去听听，除了放几张幻灯片外，空空如也，十分败兴。所幸北大有一点好处，那就是讲座成风。最热的讲座，一般在办公楼礼堂或者大饭厅，常常要提前半个多小时占座，还有为此打架的。比如赵复三来讲基督教，过道、台上都坐满了人，他几乎都走不进来。再有就是中央乐团的指挥李德伦来讲交响乐，什么“第一主题”，“第二主题”等等。每周大家要是不听讲座心里就难受。
当然，这些讲座大多也是追时髦，很难深入。不过，我在北大听过的印象最深的一课，就是个讲座。
那是中文系内的一个小讲座，在普通教室中，听众也就三、四十人。来主讲的是日本汉学家小川环树。他时年已过了九十，思想依然非常敏捷。我在此之前并不知道小川环树是谁，只是跟着讲座的时髦凑热闹而已。后来才知道，小川环树兄弟几人，是明治时代出生的一代文化豪杰。其父地质学家小川琢治的四男中，老大小川芳树，是著名的冶金学家；老二贝塚茂树，是顶尖的汉学家；老三汤川秀树，是物理学家，1949年的诺贝尔奖得主，也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小川环树是老四，主攻中国古典文学，是那一代日本研究唐诗的第一人。你看看当今的世界，谁家能一下子养出这么四个孩子来？
小川环树主讲的题目是《敕勒歌》的语源问题。此歌最早见录于宋郭茂倩编《乐府诗集？杂歌谣辞》，按通说约产生于429～449年，作者为无名氏。辞曰：“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读中文系的人，大抵对此都很熟悉，属于千古绝唱。小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