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是天下的眼-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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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南海县人民政府拨款在延香老屋旧址重建康有为故居。近年来，南海县人民政府又在故居旁边兴建一座占地10余万平方米的康有为纪念馆，以纪念这位对历史做出过贡献的“先进的中国人”。
（一）
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康有为的祖先一般都走两条路：一条是从军习武，打仗做官；另一条是读书求功名，科举致仕。后来也有少数家族成员受到资本主义思潮影响，从事实业和经商。但不管是当上武官或文官，甚至成了商人，许多人终其一生都没有离开读书治学。例如被康有为称为康氏家族创业祖先的康涵沧，虽然通过科举考试当上官，但是他能文善诗，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读书治学。因此，在康氏家族的祖先中，有许多人考取了举人和进士。
祖父康赞修科举致仕，在清道光年间考取举人后，先后在各地担任“教谕”、“学正”、“教授”、“训导”等。父亲康达初是当时岭南着名的儒学大师朱次琦的学生。青年时代曾经投笔从戎，在军队里从事案头文书工作。不幸活到38岁即因病逝世。他在临终时还叮嘱子女要“立志勉学”。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里说：“吾家实以教授世其家”，并自认为“教育世家”，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康有为：（2）
康有为的学问、志趣和品格，就是在这样一个诗礼传家的“教育世家”中熏陶和成长起来的。他自幼聪明，5岁时就能够背诵上百首唐诗，先后受教于简凤仪先生等。他们按照封建的正统教育规范，让康有为学习儒家经典四书五经，教他学作八股文章。但是康有为从小就讨厌八股制度，而喜欢博览群书，随心所欲地作文章，所以他从14岁开始参加封建科举的初级考试童子试，常常名落孙山。
对少年康有为影响比较大的是他的祖父康赞修。康赞修是清朝举人，当过掌管教育的地方官，为人正直，在人际交往中重视情谊和品德，诲人不倦，是封建时代的一位优秀教育工作者。
康有为从8岁开始，就经常在祖父身边读书，得到过精心指点，受到了严格的封建正统教育。父亲康达初去世后，11岁的康有为就随同祖父到任职的连州和广州等地。康赞修一直把他所宠爱的孙子康有为带在身边，读书诵经，谈古论今，寻师访友。游山玩水。祖孙二人形影不离，相依为命。
少年康有为才思敏捷，聪敏好学，孜孜不倦地攻读经典，博览群书。每天天刚亮，他就端坐在书桌旁，书声琅琅，全神贯注；太阳下山了，天色昏暗，他又捧着书到廊沿下，借助落日的余晖，仍然手不释卷地阅读；晚上点起一盏小油灯，常常读到夜深人静，直到祖父命令他上床睡觉才止。
连州一带有许多历史遗址。祖父经常带着他去参观，一边观看遗址古迹，一边谈古论今；遇到先哲、大儒和名士的碑帖诗文，就随时介绍，并且借题发挥，给康有为指点和启发。在辅导康有为读书时也是这样。有一次，读到《明史》中的《袁督师传》，其中描写这位明末的大将长期驻守边防，曾经向崇祯皇帝提出抵御侵略的重要建议，可惜未被采纳，还受到排挤。祖父对康有为说：这是因为明朝当权的人畏惧他的将才，所以才千方百计地排挤他。康有为对这位大将的雄才大略深为敬佩，不禁感叹地说：“假如他不被当权者所妒，能够充分地发挥自己的才略，明朝也许不会有亡国之痛。”祖父这种把书本的知识和现实生活联系起来的教育方法，加上康赞修本人的品德行为，对少年康有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激发了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思想。
祖父在连州掌管教育时，康有为常常从祖父的书桌上看到清政府发下来的《邸报》，上面记载了许多国家和朝廷的政治大事。从《邸报》上，他第一次知道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这些人物，了解到很多朝廷里的事情。这使少年康有为眼界大开，在他心灵上打开了一扉了解和关心国家大事的窗户，培育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
康有为还从祖父的藏书中，第一次看到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一批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的书籍，读到了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等人所编着和翻译的书籍；他们是近代最早把西方文化和科学引进到中国来的中外学者，是中国向西方学习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这些译着是向康有为打开了一扉通往西方文明的窗口，对他后来向西方学习、推行变法维新起了重要作用。
祖父调到广州任职时，康有为也随同前往；当时已经被帝国主义者的大炮轰开了门户的广州，是一个百业兴旺、商贾云集、中外交往频繁、带有初期资本主义风貌的都市。这使康有为感到新鲜和惊奇；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
康有为：（3）
（二）
1888年10月，鉴于中法战争后形势险恶，康有为第一次上书光绪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事。1890…1893年，在广州、桂林聚徒讲学，着有《长兴学记》、《桂学答问》。
他把“三世”说推演为“乱世”、“升平世”（“小康”）、“太平世”（“大同”），认为只有变法，才能使中国富强，最后达到“大同”的境界。1891年，刊印《新学伪经考》，认为东汉以来经学，多出刘歆伪造，“非孔子之经”，打击封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为扫除变法维新的障碍准备理论条件。继又编纂《孔子改制考》，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义提出变法要求。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他于5月2日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1300余人发动公车上书，极陈时局忧危，请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在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体改革措施，初步形成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变法纲领。会试榜发，康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5月29日，在《上清帝第三书》中，再次阐述变法的理由和步骤，提出富国、养民、养士、练兵的自强雪耻之策。接着，又上“第四书”，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8月17日，创《万国公报》，宣传“新法之益”。11月中旬（一说为八月），与帝党开明官僚文廷式、陈炽等创立强学会，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随后赴上海设强学会，创《强学报》，推动各地设立学会、报馆，鼓吹变法维新。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康又赶赴北京，上书光绪帝，提出不变法即将亡国的严重警告。1898年1月24日，光绪帝命传康有为问话，康批驳了荣禄“祖宗之法不可变”和李鸿章维持现状的思想，力陈变法的必要性和具体措施。4月，他于北京成立保国会，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光绪帝于6月11日下诏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康有为深得倚重。在维新变法期间，康有为迭上奏折，起草诏令，对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提出改革建议，与谭嗣同等全力策划新政，期望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模式改变中国的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挽救民族危亡。在其影响下，光绪皇帝于1898年6月11日宣布正式变法。是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囚禁光绪帝，并下令捕杀康有为等维新志士。“百日维新”湮没于血泊之中，但它作为一场政治、思想启蒙运动却青史长存。
1901…1903年间，他在印度撰《大同书》、《中庸注》、《论语注》、《春秋笔削微言大义考》诸书，阐述“循序渐进”、“不能躐等”的改制说，反对资产阶级革命运动。1907年，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后正式定为帝国宪政会），成为推动清政府实施宪政的政治团体。辛亥革命成功后，康鼓吹“虚君共和”。1913年返国，在上海主编《不忍》杂志，发表反对共和、保存国粹的言论，并任孔教会会长。1917年和张勋策划溥仪复辟，迅告失败。晚年在上海办天游学院，讲授国学。康生平着作甚丰，达139种。台湾蒋贵麟辑成《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万木草堂遗稿》、《万木草堂遗稿外编》等。
（三）
毛泽东在《论人民*专政》一文中写道：“洪秀全、康有为、严复和孙中山，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
康有为曾经是晚清社会的活跃分子。当他倡导维新运动、领导戊戌变法时，他代表和体现了历史前进的方向，为推动社会进步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当他在民国初年为尊孔复古思潮推波助澜、与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同流合污时，他就站到了历史进步的对立面。
袁世凯当时一意复辟帝制，数次致电康有为，请他进京主持名教。一个要提倡名教，一个要复辟帝制，于是，他们很快走到一起来。日后的岁月证明，康有为提倡名教，支持尊孔复古，并不是要为中国文化谋新路，也不是对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不满，而是意欲恢复大清王朝。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康有为呼应袁世凯复辟帝制，在理论上推波助澜，毫无疑问都是其晚年的一大污点。我们没有必要为贤者讳。认真推究起来，康有为晚年之所以有此失误，既有个人主观因素的作用，也有时代条件形成的局限。
正是因为康有为与袁世凯的合作，充当民国初年帝制复辟运动的精神领袖，才导致康有为与梁启超这对莫逆师徒反目，分道扬镳。梁启超发现袁世凯在利用尊孔复古运动搞帝制复辟、妄图再建一个封建王朝的阴谋后，幡然悔悟，毅然发起护国运动。在看到袁世凯复辟帝制运动与康有为种种表演后，梁启超不无嘲讽地说，他的老师康有为已经由一个历史巨人蜕变为一个历史侏儒了。
毫无疑问，历史人物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他们的思想、行为总是紧扣时代发展的脉搏，但如何“扣”却是因人而异、大不相同的：有的人与时俱进，始终与时代潮流同行，既是“老先进”，又是“新先进”，如孙中山、宋庆龄这样的杰出人物就是如此。他们永远值得后人景仰。但有的人曾经是“老先进”，后来却落伍了，康有为即是一例。
梁启超：
看洋书眼界大开，戊戌变法走改良维新道路
用史学的观点看，康有为和梁启超改良维新的道路，对推动数千年中国封建社会接受西方文明，与世界接轨，走向现代化意义甚大。
中国人历来都喜欢当皇帝，为了皇帝这宝座，从春秋战国开始，就几乎年年烽火不断，这方败了成为贼，那方胜了成为君。大凡开国之君都还算英明者，从秦始皇、唐太宗、明太祖甚至到清的皇太极等等，他们都几乎是励精图治，都决心把国家治理好，让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希望这皇帝的金銮殿能一代一代传给他们的子孙。
然而，中国人历来也具有“饱暖思*”的人类劣根性。何况皇帝这大老官？哪一位皇帝不是“三十六宫，七十二院”，美眷如云，因而也就整出一批一批的“皇儿”来，于是就造成宫廷斗争，往往为了“太子”这一皇帝的接班人的位置，也就没顾及“骨肉”之情了，父杀子，子杀父，兄杀弟，弟宰兄……整个宫廷常常变成血海一片。于是宫廷之争波及社会混乱、四野烽火随起，百姓遭殃。
康有为、梁启超从洋书中看到了西方的文明、西方的*。于是他们主张改良，决心改变中国封建王朝这些劣根性。
（一）
改良者，只是在原有制度上的修饰而已。当然改良与改革同，但没有改革的气魄。
最为局限的是，这种改良，只能通过执政者，即是皇帝大老官的圣意恩准，才予实施。
那时的皇帝叫光绪，实际是一个儿皇帝，权力都在他母亲慈禧手头，当皇帝当得不痛不快。他想改良，一方面也想使中国走向世界文明，一方面也想通过改良，改掉母亲的后党体制，拿回本是皇帝自己的权力。但是不能！因为光绪帝太嫩了，势力太单薄了，搞了“百日维新”，弄砸了，不但不能保住自己（连自己也给老娘拘起来，关了禁闭）。康有为、梁启超更不用言。御卫四处抓捕，幸得两老还是广东海边人，祖先长期与大海打交道，遗传下硬朗的腿脚功夫，一溜烟跑往日本去，才保全了性命。但是，康有为却因此而把自家的家园贴了，给慈禧一把火烧得他妈的一片乌有。
但是康、梁二兄台还不服气，他们就是要改良下去，不让中国进步，他们誓不罢休。
要让中国进步，要让中国文明，靠的是什么？
康、梁二兄认准一条死理，就是靠皇帝。靠光绪，光绪就是皇帝。何况他们还有“百日维新”的合作，虽然是失败了，但毕竟也是成功了百日啊！如果康、梁能扶光绪上，能通过光绪来实施他们的改良大业，是最理想的捷径，于是他们就拥护光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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