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1927:北伐军兴始末-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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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在广州清军中的策反活动，早在孙中山组织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同时已逐步展开。同盟会会员、广州新军炮队见习排长倪映典对部属进行了艰苦的宣传工作，他利用学科讲授机会，演说太平天国革命的故事，启发士兵们的反清觉悟。同盟会会员、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之一朱执信也经常只身潜入新军串联，宣传革命主张。1909年春，广东新军步、炮、工、辎各营次第建立，成为一支可观的军事力量。清军军官，同盟会领导人之一的赵声与朱执信、倪映典等决计以策动新军为第一步，在广州发动起义。这时孙中山把能否筹得资金看作是起义成败的关键，所以他在南洋新加坡等地活动了一番后，于同年5月又赴欧、美各国筹款。临行前，他将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将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1908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召集新军中的革命党骨干数十人在广州白云山能仁寺集合，举定干事员，决定分头活动，并在广州天宫里寄园巷5号设立机关，专门联络新军弁目。由于各方面的积极努力，到1909年底，广州新军官兵加入同盟会者已达3000多人。1910年1月，倪映典向同盟会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成熟，要求订于农历元宵节前后起义。与此同时，孙中山的筹款计划也进行顺利，当起义时间由南方支部报告给远在美国的孙中山，并要求筹措汇款20000元应急时，孙中山复电，表示款可筹足，并嘱进行勿馁。
起义正在积极准备中，但由于新军和巡警突然发生冲突，清政府派兵镇压新军，原定起义时间被迫改变，提前到2月12日晨，在广州城郊起义。倪映典被推为总司令，率领起义军1000多人经沙河进攻广州东门。倪映典在攻城时，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骑着马来往驰驱，指挥战士进入阵地，同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部2000余人展开激战。这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计划不周，孤立无援，总司令倪映典又在作战时中弹牺牲，致使起义军在奋勇战斗一个多小时后不得已而退却。延至次晚，起义军退守白云山一带，被清军镇压，起义失败，死难和被捕者300多人。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旧金山，他闻讯即在旧金山华侨群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毫不气馁地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不可救药”，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1910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亲赴洛杉矶，与同情中国革命的美国人咸马里和布思举行了多次会谈，制订了武装起义计划，委任布思为中国同盟会驻国外全权财务代表，并通过布思向纽约财团洽商贷款350万美元，以组织军队，训练军官，充实革命实力。虽然此项贷款因纽约财团当时并不看好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中国革命，认为无利可图而未能实现，但孙中山却不气馁，连续发电报和写信给在香港的黄兴，提出在广东再次发动起义的计划。5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的武装起义。6月中旬，他行经日本时化装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商议设立秘密机关，统一各省革命团体的行动，被日本政府发现，不准停留，不得已于6月25日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1910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西亚北部的庇能（即槟榔屿）召集同盟会的重要骨干和国内外代表举行秘密会议，部署下一次武装起义，黄兴、赵声、胡汉民及南洋庇能、怡保、芙蓉等地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在会议上，孙中山针对一些革命党人因西南多次起义——特别是广州新军起义失败而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丧失信心的情况，豪迈地说：“一败何足馁。”他指出，过去屡遭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而当前“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激励大家“鼓其勇气，乘此良机，重谋大举”，并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强调只要作“充分筹备”，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会议决定仍从海外华侨中募集巨款，集中全党人力，在广州举行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
血染黄花岗（2）
同月中旬，孙中山又召集了庇能的同盟会会员和爱国侨胞开会，动员大家为革命捐款。不料，会后有人将他的演说内容向南洋英国殖民当局告密，英殖民当局便以“妨碍地方治安”为名，勒令孙中山出境。自1906年萍、浏、醴之役以来，孙中山不但在国内无法立足，连国外也没有安身之处。不仅庇能各处禁止他入境，凡是邻近中国大陆的地方，如日本、香港、越南、南洋等地均不许他居留，正像孙中山自己所说的那样：“东亚大陆之广，南洋岛屿之多，竟无一寸为予立足之地。”迫不得已，孙中山只好放弃原就近领导国内武装起义的打算，委托黄兴去香港成立机关，主持广州起义的筹备工作，而他本人再度远涉重洋，奔走于美国纽约、旧金山和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向华侨宣传革命，积极募集款项。海外华侨身在异国，心怀祖国，愿为民主、自由新中华而战，个个解囊献金，单是1911年3月在加拿大各埠孙中山就筹集了军饷达港币七万多元，占募捐总数的一半，居各地华侨为广州起义捐款的第一位。在中国革命进程的各个时期，海外千千万万华侨的贡献功不可没，彪炳千古。
1911年1月底，在香港的黄兴、赵声等人不负孙中山及海外千千万万游子的重托，在香港跑马地35号组成了领导起义的总机关——“统筹部”，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部长。统筹部经过5个多月的紧张筹备，动员了同盟会大部分骨干，将他们分派前往长江流域各省联络革命团体，并令专人负责策反新军、防营、巡警及联络广东番禺、南海、惠州等地会党和“绿林”，又组成一支800人的敢死队，运送700多支枪和300多颗炸弹到广州，在那里设立秘密据点38处，并拟制了10路进袭的战斗计划，准备先占领广州，再分兵两路向湖南、江西进发，同时组织长江流域各省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北伐，直捣清王朝的首都北京。统筹部任命赵声、黄兴为革命军正副总司令，预定于1911年4月13日在广州发难，希望这一次能一举成功。但由于革命党人从国外准备的枪弹、捐款没有及时送达，加之清政府戒备森严，所以起义未能如期发动。几经周折，一再改期，原来的部署被打乱，参加起义的人数大减，不得不放弃原定的进兵计划，改为集中全力攻打总督衙门。
1911年4月27日（农历3月29日）傍晚5时许，广州起义（即黄花岗之役）爆发。当时，黄兴亲率林时塽、方声洞、林觉民、朱执信等敢死队员120人，臂缠白布，脚穿黑色胶鞋，手执枪械炸弹，用海螺吹响了进军号，由小东营指挥部出发，勇猛地直扑两广总督署，一路上，抵抗的巡警都被打倒。他们冲进署内，发现清两广总督张鸣岐已穴墙逃跑，便捣毁并放火烧掉总督衙门；随后分兵攻袭督练公所等处，与清水师提督李准部队遭遇，在东辕门、小北路等地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敢死队员们英勇杀敌，奋不顾身，前仆后继，以寡敌众，顽强地坚持了一夜，杀死杀伤清兵不计其数。在战斗中，黄兴的右手被打断了两指，朱执信也受了伤，一臂已废的喻培伦的胸前挂着满满一筐炸弹，奋勇向清军投去，敌人见之，无不丧胆。起义军经过激烈战斗，终因实力悬殊而失败。黄兴、朱执信等负伤后化装逃脱。林时塽、方声洞、罗进等57人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喻培伦、林觉民等29人在被捕后慷慨就义，共86人在本次起义中献身。这是孙中山所领导的第10次武装起义。事后，收殓了在战斗中牺牲和慷慨就义的72具起义者尸体，由革命党人潘达微营葬在广州城外东北郊白云山麓的红花岗，潘达微把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
黄花岗起义震动全国，影响很大。孙中山在美国得悉起义失败的不幸消息后，毫不气馁地积极评价了这次起义，认为它使“革命之声望从此愈振，而人心更奋发矣”。后来，他还作过进一步的评价，他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一文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心，乃大兴奋。久怨愤所积，如怒涛排空，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真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又说：“是役也，集各省革命党之精华，与彼虏为最后一搏，事虽未成，而黄花岗烈士轰轰烈烈之概，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由此可见，黄花岗之役和革命形势的高涨以及辛亥革命的爆发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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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1）
面对着日益高涨的民主革命洪流，清王朝政府使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段，一面加强专制，增练新军，一面导演“预备立宪”的丑剧，欺骗人民，抵制革命。这种假立宪没有骗过革命党人，却使资产阶级改良派欣喜若狂，以江苏大资本家张謇为代表的各省资产阶级上层分子和地方官绅，相继纠合，组成“预备立宪公会”等社团，一再向清政府请愿，要求早日赐予宪政。自清光绪年间“维新变法”失败后一直流亡在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等更喜出望外，把他们的保皇会改称为“国民宪政会”，同国内的立宪社团一唱一和，他们反对革命，主张君主立宪，因此被人们称为立宪派。尽管立宪派再三发起请愿活动，叩头乞求开国会，成立责任内阁，但清政府却不肯交出丝毫权力。1911年5月清政府组成了“皇族内阁”，所有军政大权仍然集中在皇室和贵族手中，让全国人民认清了所谓“立宪”完全是骗局。
日暮途穷的清朝政府，越到末期越腐朽无耻，它大量出卖矿山和铁路的主权，以博取西方列强的欢心和支持。川汉、粤汉两条铁路，清政府本来答应由政府监督，人民自办，并且从人民身上搜刮了大量的股金，但却在1911年5月，下令将各省已准交商办的铁路一律收归“国有”，企图用这一手段把全国铁路主权一股脑儿拍卖给帝国主义。这严重损害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的利益，当时就遭到湖南、湖北、广东和四川等省人民的坚决反对。资产阶级立宪派利用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要求，发起了保路运动，向清政府叩头请愿，乞求“收回成命”。与此同时，各省的广大人民突破请愿运动的形式，纷纷罢工、罢市、罢课和游行，掀起了激烈的反抗斗争。这次人民保路风潮以四川最为激烈，1911年6月间，成都等地各阶层人民组织保路同志会，提出了“打倒卖国贼”、“打倒卖国机关”的口号。8月，成都举行数万人参加的保路大会，通过散发传单，号召罢市、罢课、停纳捐税，各地人民闻风纷纷响应。9月7日，署理四川的总督赵尔丰把保路同志会代表张澜等5人骗进督署，加以逮捕。这一无耻行动，立即激起了广大人民的愤怒。成都数万人民前往督署抗议，要求释放代表。有“屠夫”之称的赵尔丰竟下令军警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当场打死32人。从城郊赶来支援的农民也有数十人被杀。整个成都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在赵尔丰的疯狂镇压下，人民非但没有屈服，斗争反而扩大了。不久，整个四川都沸腾起来了，各县人民纷纷举行武装暴动，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全省规模的起义，猛烈冲击清朝政府在四川的统治。同时，国内各地群众对抗清朝政府的斗争也不断高涨，1910年到1911年间，人民发起的抗捐税斗争和其他斗争就有200多起，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中国人民和清朝政府的矛盾空前激化，“山雨欲来风满楼”，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
孙中山在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得知他的得力助手黄兴、朱执信等人已从广州安全脱险，高兴地向身边的同志们说：“天下事尚可为也”，认为只要人在，革命还是有希望的；并立即向旅美革命党人明确指出，必须尽快行动，准备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起义。他敏锐地觉察到，全国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他满怀信心的预言：“吾党无论在何省下手，一得立足之地，则各省望风归向矣。”
果如孙中山所料，1911年5月以后，在川汉、粤汉铁路沿线的保路风潮不断扩大的形势下，两湖的革命党人就积极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湖北有两个较大的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它们的主要领导人几乎全是同盟会会员，都积极的在清政府新军中秘密地宣传革命道理和进行组织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