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激情燃烧的岁月-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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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傍晚收工的时候，知青都累得直不起腰。这时的知青，才真正的了解什么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个曾经把麦苗当作韭菜的来自上海的知青，如今再也没有人有力气去嘲笑。

但是，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人们苦中作乐，在边疆、在农村挥洒着汗水，并没有人退缩，在苦难的生活中，无数首饱含激情的诗篇是他们互相鼓励的动力，譬如：“猪圈岂生千里马，花盆难栽万年松。志存海内跃红日，乐在天涯战恶风”，还有“要做那疾风中的劲草，岁寒时的松柏，雪山顶上的冰凌花，永远扎根在北大荒，永远战斗在反帝反修的最前哨黑龙江”等等。

开春的时候，连队配备一台发电机，晚上的时候知青们不用再凑着煤油灯写信看书。那煤油杂质太多，靠得太近，能把白脸书生变包公。自71年的时候，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只有表现优秀的“工农兵”才可能获得考试的资格。宁卫东是农工排几个排中，干活最拼命的一个，每天干的活最多，又是最老实的一个，干活不挑不捡，那双书生的手早就磨起了泡，晚上用针挑破，第二天又照常上工。他出身知识份子家庭，在历次运动中属于坚决打倒的那一类。于是不得已，和家庭划清了界线，把名字也改成了“卫东”。他很想考大学，因此他拼命表现，获得了推荐的资格，每天晚上抓紧时间复习。

宁卫东和李思明是住在一起的。每当看到宁卫东在灯下认真复习功课的身影，李思明都忍不住想提醒他，以免希望越大失望越大。因为在这一年那位著名的白卷英雄，曾经让无数知青的上大学的梦想破灭，想想还是算了，有点希望还是不错的。

第一卷黑土地的故事第二十三章运动与丰收

让李思明意想不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这两天连里的气氛有点诡异，时不时能看到有人在一起小心地议论。果然，一天晚上，下工回来，在晚上全连的政治学习会上，新来的副指导员，在会上大声的宣读师部的命令，说是隐藏在知青中的坏份子，阴谋抵毁党中央开发北大荒的英明主张，与人民为敌，破坏“上山下乡”的正确决策，挖社会主义墙脚，连部决定追查到底，广大知青各排要认真自查，挖出坏份子。

新来的副指导员原叫徐小平，是北京曾经是某大名鼎鼎红卫兵组织的骨干，是个政治投机份子。看见领袖给宋斌斌改了一个宋要武的名字，实在坐不住了，别人不改尚可，这小平不改可不行，急忙到派出所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徐东彪。过了几年，副统帅摔死在温都尔汗，东彪名字涉嫌效忠反党野心家，徐东彪又拿着户口本到派出所改成了徐学青，表示要向“文革旗手”学习。他不知道的是，过几年他的名字又得改。徐学青在知青中的名生极不好，据说他是在别的地方因为个人作风问题，不过后台比较硬，只是被发配到五连的。来到五连，动辄上纲上线，知青们背后都管他叫“徐阎王”。

李思明意识到自己写的那份报告起作用了，只不过起着它不应该的作用，也没有太在意，要查就查去吧。可是后来的事件的发展让李思明意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事件让徐学青找到了一个很好的机会，一个可以确立自己权威的机会。徐学青先是对照材料上的笔迹，仔细查找一番，得出与师部相同结论是用左手书写的，他没有办法找出写手。于是，他以党支部的名义下了一个荒唐的决定，所有的知青相相互揭发，而且每个排必须找出两个“黑份子”。指导员和连长也无法阻止，据说他的后台比较硬。

这下整个连长像炸了的油锅一样，人人自危，相互差台揭发的不少，而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人可倒霉了，因为他们是最好的靶子，是最有可能“反党反革命反社会主义”的。

农工一排作为五连的一部份，当然也要“推选”出两位“黑份子”，排长赵山河有点为难，全排知青中，出身不好的只有宁卫东一人，而其他知青都是“又红又专”有阶级觉悟的大好青年，这另外一个名额可不好选，选谁都不好，往日无冤近日无仇，又都是知根知底的。

在排政治学习会上，赵山河索性将难题抛开，让大家讨论，“我将问题摊开，到时选上谁不能怨我。”赵山河这样想的。

底下一片沉默，谁愿意当那个典型啊。政治上有污点，在那年头可不是闹着玩的，一旦问题交待不清楚，就得夹着尾巴做人，上学、入党、提干、参军或者好的工作环境那就别想了，令人恐惧的要属批斗会了，生理人、精神上的折磨可以把人弄得死去活来，如同行尸走肉。

李思明现在非常后悔，自己的一个小小的举动引起这么大的政治事件，这是他未想到的，真是幼稚啊，来到这个时代将近一年的时间，没有将政治当作一回事，这么多无辜的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

“排长，这个，我看我们排的同志，都是好样的，在政治上能与中央保持一致，在批林反修的道路上都能坚定地和中央文件精神站在一起。”李思明在政治学习会上，从不主动发言，但是今天他不得不站出来，他现在只能做他所能做到的，他不想更多人因为自己而受到牵连，“但是，个别人在政治学习上不够集中注意力，明显是立场不够坚定，这是危险的，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应该让这样的同志接受批判和改造。”

李思明的话，让底下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声音。有的人长出了一口气，谁政治学习不集中注意力，分明是李思明自己嘛；有的人心里非常佩服，佩服李思明主动提出补这个名额；而剩下的人如徐大帅、张华、袁候等人，却是真心实意地为他担心。李思明用眼神制止了他们的求情，这件事情他必须承担起来。

当天晚上，李思明没有理徐华他们的善意的规劝，倒头便睡。

第二天早晨，黑板报上贴出各排“推选”出来的12个人的大字报。不管别人指指点点和鄙视的眼神，李思明“饶有兴趣”的浏览着自己的大字板，挺起胸膛下地去了。晚上在全连“反修批林批孔”大会上，李思明和其他12人被“押”上台前，李思明觉得情景有点像在后世电视新闻上看到的犯罪份子公审大会一般，只不过自己的脖上挂职着一块十几斤重的拖拉机链轨板，还必须弯着腰成90度，细铁丝勒在脖子上，很快就见血。

批判的材料五花八门，有小的一粒粮食，大到反修反美世界大战。而事件的起因，人们早已忘记，没有人关心那份报告是到底是谁写的。

其他几人都苦丧着脸，忍受着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一付天塌下来的样子，李思明看着底下义愤填膺的知青，大脑却在神游，这是他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养成的习惯，奇怪地是，一到政治学习的时候，大脑就似乎不受他的控制，连自己在被批斗也一样。而底下赵山河等人却在暗暗苦笑。

按惯例，被批斗的人，是属于阶级敌人，自然在待遇上要区别对待，于是这12人被组成“思想改造”排。每天干着最累最重的活，别人刚上工，他们已经在大田里干了一个来回。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折磨，整天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的。不过在李思明的面前，没有人敢指指点点的。

老知青指着李思明，对新知青说，小子瞧见了吧，那位看上去文质彬彬，可是咱五连排得上号人物，听说过没有？去年除夕之夜，单枪匹马宰了38只狼，厉害吧，你看我身上的这个夹袄就是狼皮做的，没见过吧？你小子可别在背后说人家风凉话，小心惹火烧身！

到了6月，是初夏的天，苗儿猛长草儿也猛长，此地120天的无霜期，植物是抢着阳光和温度拼命的长，锄草叫夏锄，一万五千亩地的草，人海会战这个累是不用说了。7月的东北已是盛夏，虽说是东北，白天日头照样毒的火辣辣，锄草的还在继续，割茅草，编草帘子，平整压实晒场，检修康拜因，基建盖房子，也是忙的不可开交。

8月一到，全连开誓师大会，杀几头猪，吃几顿肉，开始了一年中最壮观的麦收，拖拉机、康拜因、汽车如同联合舰队在无边的金黄色麦海中浩浩荡荡，连队的晒场上人喊马嘶也一片沸腾，足足要折腾一个月，7千亩的小麦收回来，人们才能喘息几日。收完小麦的地里光秃秃的，拖拉机在伏翻，翻了的地除了种些豌豆苗，是种什么也不赶趟，只好晾着休闲，休闲这个词那年头就有了。而大田里的玉米大豆，绿的出油，绿的发粘，高高的青纱帐，人一进去就不见踪影，一遍两遍的锄大草，相隔几步听见声，见不着影。

9月中旬到10月中旬是北大荒最美丽最美好的季节，从初秋到深秋到暮秋，是色彩绚烂的季节，也是所有果实丰收的季节，凉爽的秋风中，天高云淡，南飞的大雁，一行行一列列，嘎嘎叫着，“一会儿排成人字，一会儿排成一字”，田野山岭的色彩五天一变八天一换，从老绿色到嫩黄色、米黄色到金黄色、淡红色到深红色，美丽极了，田野里，金红色的玉米棒子沉甸甸的垂着，金黄色的大豆在秋风中摇着铃，草甸里灌木丛里，绯红的野酸枣淡红的覆盆子紫红的刺莓果摇曳着晃荡着，菜地里瓜田里果园里，黄瓜扁豆辣椒西红柿吊着垂着，西瓜甜瓜躺着晾着，青国光红沙果挂着晃着，走到哪里看到哪里吃到哪里。

李思明许多次的站在田间的小道上，坐在河边枯黄的茅草上，或者倚靠在连部后面山坡的白桦树上，沐浴着秋日的余辉，静静地陶醉在如画秋景里，脑海中浮现出在苏联小说里，高尔基的小说里，还有《静静的顿河》、《白桦》、《日日夜夜》里似曾相识的景致。10月的秋收，是农业连队一年劳作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田间作业，在他记忆中的十一国庆，从来没有休息过，当连队广播里传来北京在庆祝国庆时，他们拿起镰刀背着筐，下地割大豆扳苞米去了，早晨5点下地，田野里是厚厚的白霜。

第一卷黑土地的故事第二十四章新来的教官

“说起我的娘家——狼牙部队，我算是最早的那一批士官，对这支部队的成长，我应该是比较有发言权的。狼牙部队最早可以追溯到1973年的秋天，那时我在黑龙江靠近边境的一个地方的武装连当班长，当时我们属于建设兵团，虽然枪支弹药齐全，但也算不上什么正规部队，直到那年的9月末，一位知青来到我们的连队……”

——摘自沈阳军区某师师长采访录《在狼牙部队的日子》

9月的月末，当知青们看着满仓的粮食，人人脸上挂着丰收的喜悦，这一年天公作美，风调雨顺的，一年辛劳没有白费，同样的1973年，也是建国以来的第二个大丰收。按照徐副指导员的话，是运动搞得好，所以才有这么丰硕的成果。“思想改造”排已经解散，这12人用自己的劳动，赢得了别人的尊敬，只有他们自己才能体会到这几个月劳作的艰辛。只不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运动，还是要这12人站出来接受批判。其实在李思明后世的眼光看来，五连的运动还算不是激烈，这得感谢他们有一个好连长和一个好指导员。

同样的这一年，在中国知青史上发生一件让千万知青刻骨铭心的事情。

7月19日《辽宁日报》以《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为题，刊登在高校招生的文化考查中交了白卷的张铁生的一封信，并加了编者按语。8月10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于是有人吹捧张铁生是“反潮流的英雄”。由此煽起了一股否定文化学习的歪风。全文如下（原载1973年8月10日《人民日报》）：

尊敬的领导：

书面考试就这么过去了，对此，我有点感受，愿意向领导上谈一谈。

本人自一九六八年下乡以来，始终热衷于农业生产，全力于自己的本职工作。每天近十八个小时的繁重劳动和工作，不允许我搞业务复习。我的时间只在二十七号接到通知后，在考试期间忙碌地翻读了一遍数学教材，对于几何题和今天此卷上的理化题眼瞪着，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不愿没有书本根据的胡答一气，免得领导判卷费时间。所以自己愿意遵守纪律，坚持始终，老老实实地退场。说实话，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浪荡的书呆子们，我是不服气的，而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迷给垄断了。在这夏锄生产的当务之急，我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为着自己钻到小屋子里面去，那是过于利己了吧。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有一点我可以自我安慰，我没有为此而耽误集体的工作，我在队里是负全面、完全责任的。喜降春雨，人们实在忙，在这个人与集体利益直接矛盾的情况下，这是一场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