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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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写这首诗的真正用意何在，现在已不太好说了。要说是指示对郭沫若开展批判，似乎不像；因为这毕竟是一首诗，而且诗中是“劝君少骂秦始皇”，对秦始皇“焚书坑儒”也只是说“要商量”。要说是和郭沫若没有多大关系，也不像；因为诗是专门“呈郭老”的。大概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毛泽东对于“郭老”批判秦始皇“焚书坑儒”一直耿耿于怀，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以至反右斗争后，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以及国外也曾用“焚书坑儒”来暗指中共的某些政策。毛泽东十分恼火，对此也特别敏感。

　　9月23日，毛泽东与埃及副总统侯赛因·沙菲会谈，又一次说到秦始皇。他说：

　　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因为秦始皇是第一个统一中国、统一文字，修筑宽广的道路，不搞国中有国，而用集权制，由中央政府派人去各地方，几年一换，不用世袭制度。

　　应该说，即便是到这时，虽然毛泽东不断地批判孔老二，肯定秦始皇，也没有想到把主要矛头对准郭沫若。在他的心目中，“批林”就要“批孔”，而“批孔”也是为了“批林”，目的和意图是十分明确的。

　　然而江青却有她自己的小算盘。她在记下毛泽东呈郭沫若的诗句后，很快就跑到北京大学，组织起一班人将郭沫若着作中颂扬儒家的话全部摘录出来，准备印发各地作为批判的靶子。

　　江青这样做，也不是以郭沫若作为首要和终极目标。在她看来，郭沫若是不值得用如许力气来批判，来打倒的。她心目中有更大用意和目标，那就是被她看作最大障碍的周恩来。要扫除周恩来，批林批孔正是其时；而要真正扫除周恩来，就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而要把批林批孔的烈火烧得更猛，最好的一着棋就是先批郭沫若，从郭沫若这里打开缺口。

　　这样的用意，这样的打算，这样的谋划，真正是何其毒也！

　　毛泽东是不是看出江青的用意，不好说，但及时发现了江青想用郭沫若祭刀，立刻加以制止，并明确指示：不能批判郭沫若。

　　当时江青还组织清华、北大两校“大批判组”（后来取其谐音，以“梁效”署名）连篇累牍地撰写评法批儒的文章。也不知这些人是出于无知，抑或因为无耻，他们居然把整个中国的历史歪曲成一部儒法斗争史，进而荒谬绝伦地推论出法家都是爱国的，儒家都是卖国的。

　　当时一贯崇儒的北京大学着名教授冯友兰迫于形势，也写了两篇批孔文章《对于孔子的批判和对于我过去的尊孔思想的自我批判》、《复古与反复古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知道后，饶有兴趣地叫人拿来给他看。在看完两篇文章后，他对人说：“那里面可是指了郭老的名字的，别批郭老啊！”后来这两篇文章在《光明日报》1973年12月3日、4日公开发表时，郭沫若的名字和《十批判书》的书名都删掉了。

　　由此可见，尽管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郭沫若“尊孔反法”的学术思想，但他无意从政治上来批判郭沫若，更不想伤害这位多年的老朋友。他要“打倒”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泽东尽管认为郭沫若尊儒，不同意郭沫若的观点，但他并不是要打倒这位老朋友，最多，不过是想以自己的看法影响这位老朋友，让这位老朋友放弃原有的观点，转到批儒崇法的立场上来。

　　然而，江青一伙还是不死心。

　　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了国务院系统的近两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这是一次别有用心的大会，一次杀气腾腾的大会，对于郭沫若更是一次造成他刻骨铭心的痛苦的大会。

　　那是一个严寒的冬日，彤云密布。偌大一个体育馆挤满了人，空气十分混浊。会场上旗帜招展，大喇叭哇哇乱叫，让人眼花缭乱，喘不过气来。

　　江青一伙人坐在主席台上神气活现。

　　就在这次大会上，江青公然蛮横地点了郭沫若的名。她表面上还假惺惺地叫郭沫若为“郭老”，说了一些郭沫若的好话，可内心十分凶险。她拉腔拉调地说：“对郭老，主席是肯定的多，大多数是肯定的，郭老的功大于过。郭老对分期，就是奴隶和封建社会的分期，是有很大的功劳的。他有一本书，《奴隶制时代》。

　　郭老对纣王的翻案，郭老对曹操的翻案，这都是对的，而且最近还立了一个功，就是考证出李白是碎叶人。碎叶在哪儿呢？就在阿拉木图，就是说，那些地方原来是我们的。郭老的功勋是很大的，这点应该同志们知道。”可她的话锋突然一转，马上板起面孔严厉地说：“他这个《十批判书》是不对的。”她还引用毛泽东说过“十批不是好文章”的话，把郭沫若叫起来站着当众侮辱达数分钟之久，这无异于当众对郭沫若进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批判。那分量，江青和郭沫若以及在场的听众都是心中有数的。

　　会后，郭沫若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自己前海西街18号的家里，加上内心郁闷，一句话都不想说。家里人也不知道该怎样安慰他。

　　就在这时，周恩来派人来探望，并对郭沫若的家属、秘书和工作人员说：郭老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了，要保护好郭老，保证郭老的安全。并且传达了认真保护好郭沫若的四条具体措施：第一，郭老身边二十四小时不能离人，要配备专人昼夜值班；第二，要郭老从十多平方米的卧室搬到大房间去住，理由是房子小，氧气少，对老年人身体不利；第三，郭老在家活动的地方，要铺上地毯或胶垫，避免滑倒跌伤；第四，具体工作由秘书王廷芳组织执行，出了问题，由他负责。

　　郭沫若听后无比激动地连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

　　周总理在大会前还亲自来看望过郭沫若。周恩来总是说：请郭老自己研究自己的着作，并表示自己也要研究他的着作，只有读了书才有发言权。他还对郭沫若的秘书和孩子们说：咱们大家都要读书，要不，就没有发言权。

　　郭沫若对周恩来的关心十分感激。他此时心里十分清楚，周总理实在不可能对他有更多更大的保护啊，他自己也还处境艰难，要对付多少难以对付的事啊！

　　“1·25”大会是背着政治局召开的，也没有经过毛泽东的同意。毛泽东在知道情况之后，十分生气。他下令扣留准备发到全国各地的“1·25”大会实况录音带，客观上也使有关批判郭沫若的那些话没有在全国扩散。

　　这使郭沫若感到别有一番暖意在心头。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感激，也出于“自觉革命”的要求，他于2月7日，抱病写了两首题为《春雷》的七律奉呈毛泽东。

　　诗曰：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

　　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

　　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

　　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在这两首诗中，郭沫若用回答毛泽东的《读〈封建论〉赠郭老》的方式，一方面检查、批判自己过去的观点，一方面表白自己重新学习、重新认识的决心，表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神方”排除自己脑子里的“蛊毒”，和工农大众一道去“涤除污浊绘新图”。这一些，可以说都不是虚情假意的表态，而是他的确如此想，如此认识“批林批孔”的重要意义的。实实在在，两首诗都给人充满“诚惶诚恐”之感。

　　这实在是够难为郭沫若的了。

　　但我们也不要太天真，以为郭沫若的这一转变是极为容易、轻而易举的。实际上，其中不知有多少矛盾，多少痛苦！

　　我们知道，就是在“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如排山倒海的五四时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积极参与者的郭沫若，也并没有对孔子及其学说取完全否定的态度，依然对孔子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孔子是个“球形的天才”，全世界只有德国的哥德和孔子堪配这一称号。1920年1月18日，他在致好友宗白华的信中写道：“孔子这位大天才要说他是政治家，他有他的‘大同’底主义；要说他是哲学家，他也有他泛神论底思想；要说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底动态的教育原则；要说他是科学家，他本是个博物学者，数理底通人；要说他是艺术家，他本是精通音乐的；要说他是文学家，他也有他简切精透的文学。便单就他文学上的功绩而言，孔子底存在，是断难推倒的：他删《诗》、《书》，笔削《春秋》，使我国古代文化有个系统的存在；我看他这种事业，非有绝伦的精力，审美的情操，艺术批评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他对孔子的认识有所变化，但基本的评价是没有什么大的改动的。

　　而今他在毛泽东发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强大威力”下，不得不“弃旧图新”，此事是耶？非耶？对于郭沫若以至对于我国的学术界思想界来说，幸耶？不幸耶？现在已经是洞若观火了，可在当时，又有谁能够体认到郭沫若的内心世界究竟如何呢？

　　然而，即便如此，江青一伙还是不甘就此罢休。

　　这次大会后不久，张春桥和江青先后窜到郭沫若家里，指责他歌颂孔子骂了秦始皇。张春桥摆出一付“权威”的架势，把郭沫若在抗战时期写的剧作和论着说成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江青更是施展各种手法，软磨硬缠，逼他写“批宰相”、“批大儒”的文章。郭沫若知道那是针对周恩来的，即以沉默表示对抗。江青喋喋不休地纠缠了近三个小时，郭沫若五内俱焚，急火攻心，当夜即发高烧，住进了医院。

　　周恩来知道郭沫若被张春桥、江青逼生气而生病住院的情况后，立即指示要精心治疗，并常派自己的医生去医院探望。随后，毛泽东也派人来看望郭沫若，并又要去了他写的《读〈随园诗话〉》。这对郭沫若当然是最大的安慰，因为在这本书的《论秦始皇》一节里，他是肯定了秦始皇，为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辩解过的呀！



　　第十章　忠心不贰至死不渝

　　●一、深深的哀思

　　1976年，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极不平常的一年。

　　这一年，给中国人带来太多痛若。

　　惨烈的唐山大地震发生在这一年。数以十万计的生灵涂炭。惨象令人不堪目睹。

　　在半年多一点的时间内，连着三位主要党和国家领导人告别人世。他们是：

　　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

　　7月6日：朱德委员长逝世。

　　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

　　此时，“文化大革命”的噩梦虽近尾声，但还没有结束，郭沫若也正以衰病之躯忍受着各种折磨和打击。

　　1月9日是郭沫若难忘的日子。

　　这一天，天很冷。他很早就醒过来，一直睡不着，内心空落落的。

　　早晨，消息传来：周恩来总理病逝。

　　家里人考虑了半天，要不要把这一噩耗告诉郭沫若。告诉吧，老人身体太虚弱，和总理的关系又非一般，老人能经受得住这一打击？不告诉吧，这样大的事，也正因为老人和总理非一般关系，又怎么行！

　　考虑的结果还是：告诉！

　　郭沫若立即感到天旋地转。尽管这一段时间不断听得周恩来总理病情变化的消息，情况似乎越来越不妙；郭沫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对生死问题已看得很透，因此对总理可能的结局，不能说毫无思想准备，但真听得消息传来，还是觉得十分突然。

　　屋子里死一样寂静，人们都默不作声。

　　郭沫若脸上似乎有些木然，嘴里不断喃喃有声：“总理死了，总理死了……”

　　是的，郭沫若和周恩来从1926年相识相知，至此是整整半个世纪。50年来，风风雨雨，荣辱与共，患难相依，这可不是一般人所说的友谊。这是战斗的友谊，是理性和感情并重、思想和性格相融的友谊啊。俗话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这可又不是一般人之间的“真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