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42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涑浦笆ァ保鼓沙浦笆稹保训啦皇歉茁穑�
李白也好，杜甫也好，作为唐代的大诗人，思想信仰比较复杂，不是泥守于一家，这也是当时特定时代的现象。如果我们不斤斤于郭沫若摘去杜甫“诗圣”的桂冠，而给他戴上“诗佛”的帽子，应该说所论还是有理有据的。
除此之外，郭沫若努力用阶级分析的观点去观照杜甫，去分析杜甫的诗，有些地方还是对的。例如对于杜甫《喜雨》诗句“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郭沫若认为“杜甫所说的‘浙右盗贼’，指的就是袁晁领导的起义农民。那将近二十万人的农民起义军，杜甫恨不得把他们痛‘洗’干净。……这不明显地表明了杜甫的阶级立场吗？”这样不回避问题，敢于直视杜甫的阶级立场，指出其阶级局限，不能说郭沫若不对。
当然，由于《李白与杜甫》写作时的社会环境和时代气氛，强调阶级分析而至于到简单化和绝对化的地步，“左”的思想必然对郭沫若会发生影响，因而书中也的确有一些简单化和绝对化的问题。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分析杜诗中的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他不是看到杜甫在诗中以己度人，同情天下“寒士”，希望人们都能得到温暖的情怀，而是说杜甫“在诉说自己的贫困，却忘记了农民们比他穷困百倍”。他并且对诗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考证”道：“屋顶的茅草有三重，这是表明老屋的屋顶加盖过两次。一般地说来，一重约有四五寸厚，三重便有一尺多厚。这样的茅屋是冬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屋来还要讲究，”以此来说明杜甫过的是地主阶级的生活。这就不但说不上是客观、科学的研究，而简直是故意钻牛角尖，像小孩子斗气了。不过，就是有些看似“钻牛角尖”、“小孩子斗气”的话，也并非绝无道理。如郭沫若批评杜甫骂那些拾拣他家屋顶上被风刮跑的茅草的孩子为“盗贼”（“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很不应该，就有人表示同意。着名古典文论学者、上海复旦大学教授朱东润就说，虽然郭沫若曾经骂过他，但是他还是赞成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里对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的批评。“（杜甫）草堂顶上的茅草被风吹走，有穷孩子拾去，拾去就拾去吧，一点点稻草被拾去了，就骂孩子是盗贼，太过分了。”
至于对杜诗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样表现了高度人民性的名句，不知郭沫若是出于什么原因，也是评价不高，而只是轻描淡写地点一句，说那是“人们所乐于称道的名句”，“是难能可贵的”。其实，郭沫若自己心里也清楚，对这样充分表现老杜人民思想的诗句，这样轻轻两句点评如何概括得了，打停得住？
不过，一定要说郭沫若存心抬高李白，故意贬损杜甫，也未必是客观公允。郭沫若自小“不甚喜欢杜甫”，倒也并不到故意贬损杜甫的地步。总的说来，他对杜甫还是尊重和尊敬的。远的不说，以他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写的《读〈随园诗话〉札记》为例。其中说到：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始终，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甫墓志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那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杜甫的错误，也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可以说，这一席话，就是郭沫若的杜甫观：既尊而敬之，又不盲目崇拜；既肯定杜甫的杰出，又不回避和否认他的局限和不足。他不完全同意称杜甫为“诗圣”，自有他的道理，不能强求其和别人一律。
还需要提到的是，“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有人写信给郭沫若，说《李白与杜甫》一书表现了“扬李抑杜”，对李白太偏爱，对杜甫太苛刻。郭沫若当即复信说：
你的信和《石壕吏》译释，都拜读了。我基本上同意你的见解。杜甫应该肯定，我不反对，我所反对的是把杜甫当为“圣人”，当为“它布”（图腾），神圣不可侵犯。千家注杜，太求甚解。李白，我肯定了他，但也不是全面肯定。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
这里说的“基本上同意”来信人的“见解”，并不是同意来信人对《李白与杜甫》一书有“扬李抑杜”的批评，而是指来信人对杜甫的认识和评价，指对来信人关于杜诗《石壕吏》的译释。
倒是郭沫若说的两句话（“千家注杜，太求甚解”和“一家注李，太不求甚解”），很值得我们玩味：据说也是复旦大学教授、着名古代文学学者刘大杰说过：
“毛主席之所以有扬李抑杜的想法，那是因为前人对杜甫的诗注家太多，号称‘千家’；李白的诗注家太少，同为大诗人，注家相差却如此悬殊，觉得有点不平，而在他（毛泽东）看来，李白诗的成就与价值又并不在杜诗之下。”正是在这里郭沫若和毛泽东的出发点和看法交汇在了一起。确实，公平而论，在过去的年月里，是否对杜甫太“神化”，太“圣化”了，而对李白，是否多少看得有些不够，有些太轻？
最后，我们似乎应该再回到本书写作这一节的意思来。因为既然有人提到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有关，通过以上的论述，至此我们似乎可以明白地对读者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既无关又有关，既有关又无关。
为什么这样说呢？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喜欢“三李”的，郭沫若写这本《李白与杜甫》并且在书中毫不掩饰他对李白的喜爱，虽然这也是他从小就有的观点，但能说他写作此书时完全没有想到要对毛泽东喜爱李白作一次呼应吗？如果对此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那么，能说郭沫若写作此书和毛泽东没有一点关系吗？
不过，毛泽东也并不怎么贬抑杜甫。毛泽东确实比较爱好李白，相比之下不那么喜欢杜甫。1958年1月，在南宁会议上，说到要有理想，敢想敢干，曾提到杜甫，原话是：“光搞现实主义一面也不好，杜甫、白居易哭哭啼啼，我不愿看。”不过他也并不那么对老杜反感。他说过杜甫写过一些好诗，可有许多诗写得不怎么样。这也只是他个人的爱好，并不能说这就是贬低杜甫。其实，他是认真读过许多杜甫的诗的。有材料可查，他至少对67首杜诗作过圈点；有一些诗如《登岳阳楼》、《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等还熟读能诵。1958年1 月，他在召开成都会议期间，曾挤时间参观工部草堂，还对人说“杜甫的诗是政治诗。”他在《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10月）诗中还用杜诗作典（“域外鸡虫事可哀”句）；他在致陈毅谈诗的信（1965年7月21日）中还提到杜甫的《北征》诗，说它“可谓‘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然其中亦有比兴。”这都说明他虽然更喜欢李白，却也对杜甫有相当的兴趣。这与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中对杜甫较多批评颇不相同。因此，又不能说郭沫若写作《李白与杜甫》与毛泽东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郭沫若和毛泽东都是诗人，他们在艺术爱好艺术趣味方面有许多相似以至共同的地方，其中如对李白的豪放浪漫风格的喜爱和欣赏。
因此，郭沫若写《李白与杜甫》时与毛泽东的一些看法相默契以至相呼应，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他写作的时间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作者的潜意识以至显意识中，总会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存在，应该是很正常的事，可以理解，而不应该有什么值得奇怪。
第九章 在“文化大革命”的狂风暴雨中
●一、风起云涌
让我们从“文化大革命”开始说起吧。
全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大革命”，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不啻为一次大浩劫，大灾难。
“文化大革命”进行中，宣传家们就称它是一次“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这在当时，这个冠语当然是个褒义词。但是，如果我们去其褒义，而从它造成的灾害看，说它“史无前例”，倒还是恰如其分的。
历经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不但使我国的物资财富遭到巨大破坏，造成无可弥补的损失，在精神思想方面也经历了严重的混乱，一时间黑白混淆，是非颠倒，人和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关系也受到严重的扭曲，这种“扭曲”，甚至在毛泽东和郭沫若之间都未能幸免。
值得人们深思的是，当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一次大灾难时，我们发现那时全国上下从最高领导到普通老百姓竟都是那样热情，那样虔诚，那样兴高采烈地欢迎这次“大革命”。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从这次“大革命”的发起者领导者到所有被这次“大革命”推而动之、席卷进去的芸芸众生，竟都不清楚自己将走向何方，都将会是怎样的命运，会落得什么样的下场。
有一点事实是不容置疑的，那就是：所有人，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谁都没有成为这次“大革命”的胜利者。至于郭沫若，虽然因为各种原因得以逃过灭顶之灾，却也因为“大革命”的“洗礼”而被弄得遍体鳞伤。
“文化大革命”虽然来势迅猛，但还不能说是“风云突变”，而是有过一段时间的酝酿即所谓“舆论准备”。
太远的“准备”不说了。1965年11月19日，上海《文汇报》刊登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可谓揭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毫无疑问，姚文元的这篇文章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域引起的反响是不小的，但是，即使如此，也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就是一场旷时持久的“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是由江青于1965年初到上海通过张春桥找到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成的。整个写作活动都背着党中央领导集体和中央有关主管部门进行。
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着名的明史专家吴晗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而作。应该说，这个剧本写得是很不错的，人物形象鲜明，故事十分感人。然而，姚文元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点名批判吴晗在剧中所写海瑞“退田”和“平冤狱”等故事，把这些故事同1962年八届十中全会上受到批判的“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从而把一个文艺问题拔高到政治问题，使其具有了特别严重的性质。
姚文元是这样说的：
1960年，正是我国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新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案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案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
这样一来，用政治来取代文艺，对于文艺作品无限上纲，随心所欲地向谁开炮，批倒批臭什么人，姚文元的文章就起了“表率”的急先锋作用。
毛泽东对姚文元文章的写作和发表是支持的。文章发表后一个多月，毛泽东在杭州与陈伯达、艾思奇、关锋等谈话时表示：姚文元的文章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没有打中要害；要害问题是“罢官”，嘉庆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