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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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报告。后来有人问他请陆定一作报告的动机是什么时，他说：“国家建设急切需要科学技术的支援，人民生活也急切需要文化粮食的供应。

　　但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这就是我请陆定一同志作报告的动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提出后，郭沫若在许多会议上发表讲话，在一些报刊上发表文章，不仅对这一方针政策作一般性的表态，而且深入地谈自己对这一方针政策的认识和体会。譬如他在一篇题为《演奏出雄壮的交响曲》的文章中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在人民民主专政之下推行的。这种的创作自由和讨论自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前提，并不是毫无限制的放纵。”并说：“今天的‘百家争鸣’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更进而建设共产主义作为我们的母题（Motive），我们是要围绕着这个母题来组织我们的管弦乐队，演奏出史无前例的雄壮交响曲”，“而不是‘乱鸣’”。接着，他又在一篇题为《“百家争鸣”万岁！》的文章中说：“百家争鸣”“具有它的时代性。”“由于历史发展的阶段不同，因而每个‘百家争鸣’的实质也各不相同。”同时指出：“在我们的时代中实现‘百家争鸣’是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更有利的条件。”他这样来阐述“双百”方针政策，当然也与他处在文化科学教育文艺事业的最重要的领导岗位有关。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使文艺界的风气很快发生重大的变化。在文艺理论和文艺批评方面，人们对一些过去看来十分敏感但又十分重要的问题，也开始进行大胆的探索和讨论。文艺创作上一些公式化概念化的倾向也有所克服，作家敢于真实地反映生活，敢于抒发自己的真情实感，现实主义得到发扬和深化，体裁风格的多样性也开始受到重视。作为诗人的郭沫若也兴致勃勃，于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正式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次月（6月）亲自选出一百种花来，打算以“百花齐放”为题，写出一百首诗。虽然因为诗人“所熟悉的花不多”，只写出了《牡丹》、《芍药》、《春兰》三首，后在1958年补足写成101首正式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诗集《百花齐放》，但由此也可看出他对于这一方针政策的由衷赞成和拥护。

　　实际上，他不但对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和宣传，也从艺术创作上上热情歌颂，努力实践。1958年3月，他为了表明自己拥护毛泽东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特意凑齐了一百首写花的诗，加以用象征、引申的手法，阐述“双百”方针，歌颂社会生活中“百花齐放”的大好形势。虽有些诗显得生拉硬扯，艺术粗糙，如其中《鸡冠花》比喻总路线的一日千里的形势：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因此，我们特别地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另一首以改变《腊梅花》的开花日期解说“人定胜天”的大道理，说：　在冬天开花已经不算希奇，/掌握了自然规律可以改变花期。/不是已经有短日照菊开在春天？　我们相信腊梅也可以开在夏季。但这都表明郭沫若是怎样积极主动响应毛泽东，支持毛泽东，思想一致，配合默契。可惜的是，毛泽东并没有或者是并不想真正将这“双百”方针政策付诸实践。因此，在文化思想领域贯彻这一方针政策时，情况就要比人们想像的复杂得多，就出现了许许多多问题。

　　●四、1957：风云突变，乍暖还寒

　　“双百”方针给文化教育和科学战线带来春天的气息，给全国人民政治生活吹来的热风，时间却并没有多长。人们似乎还没有怎么回过味来，政治气候就发生突然的变化。

　　从1956年的情况看，国内的政治生活总的说来是相当宽松的。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政策的提出，不但使知识分子感到欢欣鼓舞，整个国内的政治生活也显出了相当的自由气氛。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作为全党工作的重点。为了实现这一伟大目标，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动员全国人民，尽可能极大地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为此，毛泽东还特别谈到了民主问题。他一再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想些办法来扩大民主。当然，没有集中和统一是不行的。要保持一致，人民意志的统一，对我们有利，使我们在短期内实现工业化，能对付帝国主义。但是这也有缺点，就是使人不敢讲话，因此要使人有讲话的机会。他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虽然是作为发展科学文化的政策方针，但实质上也是扩大民主问题。民主问题本来就不仅仅是文艺，学术民主，也应该包括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等各个方面。

　　正是在党的“八大”精神鼓舞下，全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空前高涨。

　　但是，当民主真正在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加大、加强、加浓时，毛泽东又有点坐不住了。

　　其实，毛泽东当时提出过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即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在当时是对马列主义的一个突破和贡献。

　　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上，发表了题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长篇重要讲话。在这篇讲话中，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相互之间的矛盾。前一类是对抗性质的，后一种是非对抗性质的。两类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

　　毛泽东一再告诫人们，必须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他批评斯大林在很长时期内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说斯大林“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只能歌功颂德，不能批评；如果批评，就怀疑是敌人，就有坐班房的危险，就有杀头的危险。”他强调，对于人民内部矛盾，应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来解决。说：“思想问题，人民内部的问题，不能采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用粗暴的方法来解决思想方法，解决思想精神世界的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的问题，是错误的。”

　　毛泽东的这一重要讲话，给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以极大鼓舞，使他们觉得有了保险单，吃了定心丸。人们看到毛泽东反复说人民范围之内的问题不能用专政手段来对付，而要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一再重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人们开展批评和讨论，容许各种意见和流派的存在和发展；还说闹事出乱子也不要紧，闹事出乱子有两重性，又好又不好，处理少数人闹事首先是克服官僚主义，对于闹事者则要做好教育工作，即使是对闹事的头子也不要开除，等等，就认为可以无须任何顾虑，完全可以放开胆子说话。知识分子尤其如此，他们本来就思想敏锐，操心的事情特多，又常犯主观片面的毛病，容易看到缺点和问题，意见也就不少。这样一来，当中共中央发出整风运动的指示欢迎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时，当各级党委组织各种各样的座谈会一个劲请他们鸣放，劝他们发言，催他们说话时，他们觉得真的是到了“言者无罪”的时候，不免就有点无所顾忌，甚至有点得意忘形了起来。

　　对此情形，毛泽东显得不高兴了。特别是当他听了那些过激言论，一些不很中听的话语，以至具有相当刺激性的意见，他更是非常生气。有人说什么“党天下”，“轮流坐庄”等等，这不明明是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要夺共产党的权吗？显然，这些言论威胁到共产党的统治，更威胁到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看来，历代知识分子都如孔老夫子所言：“近之不逊，远之则怨”，登了鼻子就上脸。他认为到了必须狠狠教训一顿这些人的时候，于是立即提起笔给党内同志写了一篇文章《事情正在起变化》。提醒全党：“毒草与香花同生，牛鬼蛇神与麟凤龟龙并长，”“几个月以来人们都在批判教条主义，却放过了修正主义……现在应当注意批判修正主义。”

　　于是，6月8日，毛泽东起草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10日，又发表社论《工人说话了》……这真是风云突变，原来的好一场热热闹闹，大家竞相提意见，现在便要改为批判修正主义，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保卫社会主义。共产党整风的和风细雨，立刻变作了反右斗争的急风暴雨。

　　很有意思的是，还在3月24日，着名的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曾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题为《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文中不无激情地说出了他对当时国内政治形势的深刻感受。其中有这样一些话：

　　春到人间，老树也竟然茁出了新枝。……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但是对一般老知识分子来说，现在好像还是早春天气。他们的生气正在冒头，但还有一点腼腆……文中一方面表现出兴奋不已的心情，又多少流露出一点胆小放不开的味道。即便如此，在整风转为反右之后，《人民日报》也没有忘记对这篇代表右派心情的文章进行消毒，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不平常的春天》，针锋相对地说：“在目前的争论中，有些人难免又会想到天气的寒暖……立场不同，政治气候的寒暖之感也不同。”又说：资产阶级右派“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向社会主义制度和党的领导展开了猖狂的进攻”。因而，如果说是春天，这便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

　　从整风运动发展到反右斗争的过程来看，应该承认毛泽东的思想是有矛盾，是有变化的。

　　他在着名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中，已经清楚告诉人们，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矛盾；不应该混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是要严格区分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而在对待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一定要坚持说服教育的方法，即“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而不许乱打棍子，乱扣帽子。他又一再号召人们说话，让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当然，他在这篇讲话中，也说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讲到阶级斗争，不过它认为主要还是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当人们真正畅所欲言，想帮助党整风时，话说得多了些，激烈了些，甚至过火了些（当然不排斥极个别人对共产党和社会主义怀有敌对情绪），他就改变主意，改变做法，变听取意见为反击提意见者了。

　　这是他对自己提出的理论问题产生疑问，发生了动摇，改变了看法，还是他对现实情况产生了错误的估计，远远地把实际情况看得过于严重？

　　显然，他发出对右派实行反击的命令时，他肯定是认为阶级斗争表现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到了非反击不可的时候了。所以，当人们指责毛泽东是搞“阴谋”（指先让人说话，再把人打成右派），毛泽东还理直气壮说自己搞的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引蛇出洞”。这恐怕两方面都没有说出当时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毛泽东当时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蛇”，并不是存心以“整风”为诱饵，把它们引出洞来，而是后来形势的发展有点出乎他的意外，想不到会有那么多人提意见，而且有些意见提得十分直率，十分尖锐，让他感到情况十分严重，从而决定“打垮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对于由“整风”到“反右”，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态度，自始至终还是两个字：

　　“紧跟”。

　　他必须如此，也只能如此！

　　他一开始就亲耳听了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并且多次在最高国务会议小组会这样的高层次会上讨论这一讲话，应该说对于毛泽东的讲话精神是知道得比一般人早，了解得比一般人深的。他当时也真是诚心诚意认为党的工作（首先是他自己的工作）确实是存在着缺点和错误的，说“由于政策执行上有了偏差，发生了教条主义和公式主义的倾向，影响了科学和文艺的发展。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由党来阐明正确的方针政策，一以克服偏差，二以解除顾虑，这样来促进科学和文艺的发展。”他也以满腔的热忱准备认真听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