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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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10年，秋色满眼，一般人最易伤感的时候，16岁的毛泽东却满怀兴奋和豪情，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这里离家虽不过区区50里路，却是他第一次走出山冲。这是他人生关键性的一步。如果没有这一步，他很可能就一直在家务农，或是按他父亲的意愿经商一辈子。那样，不但毛泽东本人的一生完全是另一个样，历史或许也会是另一种面目。
东山高等小学堂位于湘乡县县城东面东台山下。经清政府改制，实行的新式学校教育。教员多为维新派，其中还有留学日本受了明治维新影响的。课程设有修身、国文、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体育、图画、音乐和英文等。
毛泽东入学后，很得校长老师的赞赏器重，甚至被誉之为“国器”。这在当时，显然有些夸张，人们也不怎么太认真较真，没想到后来证明倒是真的言中。不过，毛泽东本人当时也并没有太当真，不管别人如何称赞，他总是不骄不馁，虚心好学，充分利用学堂的条件，学到了很多中外文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这为他日后走上社会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毛泽东在东山学堂没有待多久，只待了半年时间。第二年（1911年）春天，因为学堂老师对他的厚爱，认为他堪造就，并且湘乡县在省会长沙设有学校，故特意推荐他到长沙升入湘乡驻省中学堂就读。湘乡驻省中学堂，是近代民主革命者、同盟会会员禹之谟等人于1905年将湘乡试馆改成的。地址在长沙新安巷，设有师范、本科、预科等班。毛泽东入校后，编入预科班。这对毛泽东的学业来说 ，不啻是又踏上一级新台阶。他在这里，更加刻苦学习，一面关心时事，注视社会动态。很快，他就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的反对清朝政府的救国宣传所吸引，卷入辛亥革命浪潮。
10月10日，武昌首义，声震全国。长沙是离武昌最近的一个省会，也是最早最快起而响应的省会。长沙城里的革命党人也非常活跃，四处演讲宣传，号召人们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在这样的鼓动和气氛下，毛泽东无比激动，感到建功立业，此其时也。他坐不住了，决定走出课堂，投笔从戎！
说到做到，毛泽东也顾不得和家人打招呼，立即报名参加已经响应武昌起义的湖南新军，被编入湖南新军二十五混成协五十标第一营（辎重营）左队。
然而，辛亥革命一阵风过，一切又恢复了旧样。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废除了在中国维系了两千年的封建帝制，却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人民共和国。表面上的热闹掩饰不了社会的实质问题。此时的毛泽东虽然没有感觉特别地失望，却觉得继续待在军队当兵已无必要，立即决定退出了部队。不过，短暂的兵营生活，还是丰富了毛泽东的人生经历，为他以后革命生涯提供了一次见习和实习机会。
那是1912年春天，毛泽东从军营里走出来，春光明媚，桃红柳绿，他却一时不知何去何从。此时的他，实际上处于苦闷探索之中。他虽有远大志向和抱负，然在现实中该如何走，如何实现远大志向抱负，却十分茫然。思想过后，他决心继续求学，但学什么，进什么学校，思想并不明晰。他翻阅报纸查找登载招生的广告，首先看到的警察学堂，他觉得警察维持社会治安，能做些保护老百姓的事，很好，就想报考警察学堂；而当他看到肥皂制造学校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有津贴，特别是广告说“制造肥皂对社会大有好处，可以富国利民”，他又觉得肥皂学校不错，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后来他又相继报考了湖南官立法政学堂、商业学堂、湖南公立高级商业学校。总之，此时的毛泽东犹豫不定，浮想联翩，最后落实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当年下期改名湖南全省第一高等中学校）。这是当时长沙办得较好的学校，名声较好，实力较强，颇吸引众多求学的青年。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所较好的学校，毛泽东也只读了半年（春季一学期），7月，他就离开了这所高等中学。离校后，毛泽东寄居于长沙城新安巷的湘乡会馆，只好一面等待机会一面过着积极自学的生活。
毛泽东开始积极自学，也因为距他寄居的湘乡会馆不远（约3华里）就是湖南省立图书馆。它创建于清朝末年，藏书量为全省之冠。馆的楼上是书库，楼下是阅览室。毛泽东初进该馆时，看到各种中外书籍卡片和报章杂志，其中多为从未见过的，真是又惊又喜。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他决心潜心认真读一些书。他坚持每天到馆阅读，如饥似渴地抓紧每一分钟。在这里，他读了许多反映18、19世纪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科学成就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代表作，如达尔文的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亚当·斯密的《原富》、赫胥黎的《天演论》、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斯宾塞尔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卢梭的《民约论》等等，以及俄、美、英、法、日等国地理、历史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艺作品。这些书使他大开眼界，决心为强国富民、为争取中华民族在列强林立的世界有自己应有地位而奋斗。
毛泽东的自学生活维持了一年时间，由于客观条件不允许（家里经济来源发生问题，会馆环境恶劣等），他只好中断自学，考入一所不收学费、膳宿费也很低廉的学校——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在毛泽东入学后的翌年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故也可以说毛泽东早年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这对毛泽东说来，可谓人生一次重要契机。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第一，比较起毛泽东此前上过的所有学堂学校，毛泽东在这里读书求学的时间最长——1913年至1919年——长达5年半。其间正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经济上给国内民族资产阶级一点喘息机会，政治文化上也给民主主义思想一定发展空间，具体表现就是新文化运动的酝酿、发生和发展。此时此刻，毛泽东就读的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正好是一所氤氲着民主教育空气的学校，从校长到教员（多数）都躬奉民主思想，力行民主主义他们的言行自然而然地影响广大学生，毛泽东置身其中，所受影响之深，激励之大之强，自是不言而喻。此时的毛泽东，充分自觉地利用学校的良好环境和条件，刻苦学习，顽强锻炼，积极参加反帝反军阀的斗争，热心社会活动并在课余和假期进行农村调查，主办工人夜校，从事学友会工作，组织新民学会，努力寻求革命真理，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在说到这几年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的学习，曾深情地说：“我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度过的生活中，发生了很多事情，我的政治思想在这个时期开始形成。我也是在这里获得社会行动的初步经验的。（见斯诺：《西行漫记》）
还有第二，应该提及也必须提及，即毛泽东在这里认识了在此执教的杨昌济先生。
杨昌济是当时一师数一数二的老师。学问好，人品好，从校长、同事到普通学生都对他十分敬重，口碑极好。他先后在日本和英国留学，知识面广，眼界开阔。
因老家居长沙板仓，人们又称他为“板仓先生”。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后，有官不做，决心为国家培植人才，常以“自闭桃源称太古，欲栽大木拄长天”自勉。他对中国历史文化尤其是宋明理学有深究，同时吸取了王船山、曾国藩、谭嗣同和康德派的学说，考察了欧洲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社会制度和思想作风，加以抉择、批判、融合，自成一种比较有进步性的伦理思想和讲究实践的人生观。更难得的是，他一眼看中毛泽东是个好苗子，说以毛泽东那样基本务农的家庭出身，“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又说：“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按：即曾国藩）、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务农二年，民国反正时又曾当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历也。”（杨昌济：《达化斋日记》）由此加以呵护有加，并热情把他介绍给一些好老师。杨昌济因为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对新文化运动和新思潮特别感兴趣。他不但自己喜欢读《新青年》杂志，还分送一份给毛泽东阅读，并热情推荐毛泽东的文章到《新青年》发表。为此，毛泽东不但在一师读书时即很钦佩杨昌济，也一直感激他对自己的厚爱、帮助和教诲。他后来在说到自己在中学读书时的老师就说：“给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他是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后来我同他的生活有密切的关系。
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对自己的伦理学有强烈信仰，努力鼓励学生做有益于社会的正大光明的人。” “在我的青年时代杨昌济对我有很深的影响，后来在北京成了我的一位知心朋友。”（斯诺：《西行漫记》）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认识了杨昌济，受到杨昌济的影响教诲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由于杨昌济的厚爱，一直关心毛泽东，想着毛泽东，杨到北京任教后不久，就特意从北京写信到长沙，召唤毛泽东到北京学习和发展。为他提供了生平第一次走出湘省的机会。而且，杨昌济还不是一般性地要毛泽东来北京，而是一切都由老先生亲自安排。考虑到毛泽东到北京后，人地两生，一开始就让毛住到杨家；接着又把毛介绍给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和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让这个初出乡关的小青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不但解决了生活问题，更重要的是从而进到新文化运动的发源地，切身感知新文化运动的澎湃潮流。而且，正是在这里，他与杨昌济的爱女杨开慧相知相爱，不久与之结成连理。在一师认识杨昌济老师并受到他的青睐，对毛泽东来说，无疑在他人生道路上具有重要意义。
显然，湖南湘潭县韶山冲里的伢子正一步步往前走，就像一只十分普通的雏鸟，正逐步羽毛丰满，准备冲天高飞。
●二、沙湾镇上的娃儿
就在毛泽东出生前一年，在与湖南邻省却距数千里远的四川省境内出生了一个男孩。此男孩出生时也谈不上有多大动静，与一般孩子出生没有多大不同，而在后来的发展中，也演出了一幕幕精彩大戏。此男孩不是别人，而是以才华和学问闻名于世的郭沫若。并且，最初任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这个男孩会和前面说到的毛泽东走到一起，不但有了交往，而且一起在历史舞台演出了自己的角色。
与毛泽东出生地湖南湘潭韶山不同，郭沫若出生在着名的峨眉山大渡河之间。此处风景倒是相当秀美，虽然早不见有什么海棠，但古时称这里“海棠香国”，说明这里自然环境好，大概是不错的。
在大渡河流经峨眉山第二峰（绥山）的山脚处，有一个山清水秀的古朴小镇沙湾。沙湾属乐山县治。现在旅游发达了，不用说许多中国人，就是一些外国人也知道乐山，因为在它那里有一座依山而凿与山齐高的大佛，可谓世界闻名。
乐山旧名嘉定府，从嘉定的大西门出城差不多完全是沿着大渡河的西南岸走，走不上十里路的地方要渡过流入大渡河的雅河。再往南走，在离城七十五里路远的一个小镇，那就是沙湾。
旧时沙湾的市面只有一条直街，两边的人家有很高而阔的街檐，中间挟着一条仅备采光和泄水用的窄窄的街心。镇上住家只有一百八十余户，平常街面异常清静，每逢二、四、七、十的场期，乡里人担着自己的货物到街上来贩卖，街市才热闹了起来。
就在这条市街的中段，背山面街，有一幢一列三间四进穿逗木结构的平房，门首挂着一块“郭鸣兴达号”的招牌，第一进是经营的铺面，二进以后便是住家。1892年月11月16日（光绪十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在一阵“恭喜添丁”的欢乐声中，店主又喜添了一个男孩，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大诗人、大文学家郭沫若。
郭沫若原名开贞，号尚武。据说他母亲怀他时梦见一只豹子咬住左手虎口，便为他取了一个乳名“文豹”。“郭沫若”是他后来到日本留学，人误以“开贞”为女士，他就为自己取名“沫若”，即以家乡的两条河沫水（大渡河）和若水（雅河）合而名之，也表示对故土的热爱和眷恋。
郭沫若家原籍本是福建省汀州府宁化县，据说祖先“是背着两个麻布上川的”，靠几代人的惨淡经营，家道几经兴衰，直到郭开贞父亲一代，才真正成了殷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