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郭沫若 作者:[中]张洁宇-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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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7月，对于中国人民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转折时刻。经过多少年的忍受和屈辱，伟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全面抗战终于打响了。

　　这对中国人民来说既意味又一个艰难困苦的时期开始来临，又表明一次伟大的转折已经来到。

　　此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国人民饱受兵燹之苦。多少人流血牺牲，多少人流离失散。抗日战争中，中国人民承受苦难时间之长，牺牲之多，负担之重，可谓空前的，没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八年抗战，也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在苦难中成长，在烈火中升华和涅盘的转机。所有政治力量都将在这场战斗中表演，角逐；一切爱国的、有志气的人，也将在这场战斗中显示自己的本领和才能。

　　只是，抗日的烽火刚刚点燃时，郭沫若尚在日本。他需要及时转换阵地，凫出长达十年之久的历史的漩涡，回到他朝思暮想的祖国，再一次亲身投入抗日的洪流，参加为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进行的斗争。

　　郭沫若亡命日本后，蛰居市川，只能深居简出，专心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以此来排遣自己的思念祖国之情。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无时不在关心着自己的祖国。

　　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以后，他更是日夜关心着祖国的命运，想到应该在祖国危急的关头回国报效。

　　郭沫若真正萌发了回国的念头，应该说是在1936年。

　　那是因为国内形势日趋紧张，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越来越大面积地践踏着祖国的神圣领土，各派政治力量的对峙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

　　那年，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上野的樱花开得比往年都要多，都要艳。

　　一天，已经和郭沫若结识有些日子的中国留学生林林兴奋地往郭家跑。见面之后，顾不上多说话，就从怀里掏出一纸文件给郭沫若。

　　那是中国共产党发出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后来人们称之为《八一宣言》的重要历史文件。

　　虽然这还是1935年中国共产党在长征途中发表宣言，传到日本时已过去了大半年之久，但从文件中可以大体了解到国内的政治情况，了解到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

　　郭沫若一阵兴奋，一个思想在他脑海中闪过：如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真能建立，不但是我中华民族之福，自己不是也可以回去报效祖国，参加到这一统一战线中去尽自己一个中国子民之责吗？

　　当时，因为郭沫若还只是从（也只能从）林林送来的这一份文件中得到一点点信息，对于国内情况还知之甚少，知之不详，想得也不是很多，也不可能很多。其实，此时国内政治形势正在飞快发展。既以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言，此时中共瓦窑堡会议也已经开过，对于中共提出的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内无论政界、军界、学界以及广大群众都反应强烈，总的看来，抗日形势是向好的方面发展的。只不过，当时身处异国的郭沫若尚不甚清楚。

　　然而，他既已萌发回国报效的念头，这样的想法和情绪就会日益急切，日益强烈。

　　不过，郭沫若还要等待时机，等待条件的成熟。

　　1936年底，又有一件郭沫若未料到的事和机会，更促使他回国的念头愈益加强。

　　这就是郁达夫的来到日本讲学访问。

　　前文已经说到，郁达夫本是郭沫若留学日本时的同学，又是一起发起组织创造社的元老之一，不但是郭沫若的挚友，且于1926年应郭氏之请曾一道同船由沪赴穗，到广东大学担任教职。这次郁达夫的到来，虽然令郭沫若感到有点突然。但他更多的是兴奋，兴奋，万分地兴奋。

　　有一种说法是，郁达夫这次去日本，就是专门为郭沫若而来的，是为动员郭沫若回国做郭沫若的工作。（见郁云着：《郁达夫传》）如果此言确实，对于郁达夫的到来，郭沫若就更应该兴奋万分了！

　　原来，郁达夫来日本时，正应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公洽）之聘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兼公报室主任。当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也由于全国人民抗日斗争情绪的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迫于压力，不得不适当改变他们对于文化人的高压政策。为了体现这种宽松状态，也为了国内政治实际的需要，据知情者说，更因为时为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蒋介石亲信而又曾经是郭沫若好友的陈布雷经手策划，有关当局（当然是经蒋介石亲自同意）就通过陈公洽请郁达夫去一趟日本，转达他们希望郭沫若回国的意见。他们知道郁达夫和郭沫若过去的关系，要做这一工作，郁达夫是最合适的人选。

　　为了促进全国人民团结抗日，也为了友情，郁达夫欣然接受了这一重大使命，即于1936年11月中旬，以购买印刷机器的名义启程前往日本。到达日本后，郁达夫即从东京到千叶县的市川，去看望分别达10年之久的老友郭沫若。

　　为了这一次郁达夫到来，郭沫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达夫的来访》，记叙了那天朋友见面激动人心的情景。

　　那天，已是黄昏时分，郭沫若正和一位邻居医生谈着些医疗上的问题，突然在门口出现了郁达夫。

　　“哦，达夫来了！”郭沫若喜不禁地叫出来。

　　在郭沫若眼里，达夫和10年前一样，一点也没有变。呈着满脸的喜色，而且发出愉快的声音，在和郭沫若的妻子安娜说话。

　　达夫是由一位日本友人引路和陪同来的，为的是邀约郭沫若到东京去参加一次会见。

　　在去东京的车上，郁达夫和郭沫若谈得很多，谈得很融洽。

　　此后，达夫又单独两次造访郭沫若。一次是为了请郭沫若及其孩子到神田吃饭。

　　另一次则是专门为了来和郭沫若长谈。这一次达夫提议出去谈话。两位久别的老友在一起谈了一整天。郭沫若是这样记叙他们二人在野外“散步”时的情况的：

　　朝西，（我们）取着偏僻的背径向直间山走去。山离江户川不远，虽然不高，但是，是东京附近的唯一的山。山上有座佛寺，有些森森的林木。在那寺前的高墩上，达夫和我同去立了一下，倚着一株古老的深松。

　　江户川两岸的情景在一望之中。川上横列着三条铁桥。南端的一条通着省线的电车和火车，中间的一条通着汽车和行人，北端最近的一条是私营铁轨贯通着的。

　　交通照例是络绎不绝。隔河虽便是东京，然而是新市区，依然是一望的田畴，离殷盛的旧市区还相当的远。

　　伫立了一会，又取背径插向江户川边。川上有高大的堤，宽广而坦直。冬日颇暖，江风亦无寒意。与达夫并肩而行，用着母国话谈着些无足重轻的往事。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

　　最后，郭沫若总结说：“达夫这次来日本，前后滞留了足足一个月。他来我寓里共有这三次。此外由于日本人的招待，在东京也和他会见过三次。”

　　　　这次见面，郭沫若还高兴地书赠郁达夫旧体诗一首，是：

　　十年前事今犹昨，携手相期赴首阳。

　　此夕重逢如梦寐，那堪国破又家亡。

　　在这篇《达夫的来访》中，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郭沫若一点也没有透露他和达夫见面那么多次究竟谈了些什么。但是，其中说到有一次二人是到野外足足谈了一天，谈话用的是“母国话”，谈时心情是那么好（文中用较长的篇幅写景抒情，使人可以想像他们的谈话内容是重要而又愉快的），虽然故意说是“谈着些无足轻重的往事”，却又特别强调“然而这在我是十年以来所未有的快活”，人们完全可以从中想像得到，他们二人所谈决非一般话题，回国问题肯定不会不谈，也肯定不是一般地谈到，而一定是作为主要问题反复讨论，仔细计划。应该说，郁达夫的这次来访，决不是一般性地看望老朋友，无论是特意或顺带，仅从客观上看，也是肩负了重要使命，为郭沫若的回国打开了道路。

　　郁达夫确实不辱使命，未负重托。他不但成功地与郭沫若取得联系，作了细密交谈，回国后，又立即向有关方面报告。

　　很快，郁达夫在得知郭沫若回国事已经获最高当局同意后，1937年5　月18日，即受命同时向在日本的郭沫若发出航空信和平信，通知郭沫若尽快作好回国准备。

　　这两封信极有意义，也极有价值，不妨在此全文照录。

　　航空信是为了快，但较简短：

　　沫若兄：

　　南京蒋氏有意召兄回国，我已先去说过，第一，要他们办好取消通缉手续，第二，汇大批旅费去。此事当能在十日内办妥。望兄接到南京函后，即整装返国，去南京一行，或者事前以电报通知，我可以在上海相候。

　　此信到达后，即请复我，我此番去杭州住了数日，遇见你的七妹夫，在杭州经商，他也殷殷以你的事相托，总算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了。

　　函到后，希立复！

　　弟　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另一封平信写得比较详细：

　　沫若：

　　今晨因接南京来电，嘱我致书，谓委员长有所借重，乞速归。

　　我以奔走见效，喜不自胜，随即发出航空信一平信一。一面并电京，请先取消通缉，然后多汇旅费去日，俾得早日动身也。

　　目今强人压迫不已，国命危在量夕，大团结以御外患，当系今日之天经地义，想兄不致嫌我多事也。此信到日，想南京必已直接对兄有所表示，万望即日整装，先行回国一走。临行之前，并乞电示，我当去沪候你，一同去往南京去走一趟。

　　这事的经过，一言难尽，俟面谈。

　　前月底，我曾去杭州，即与当局诸公会谈此事，令妹婿胡灼三亦亟亟以此事为嘱。殊不知不待彼言，我在去年底返回时，已在进行也。此事之与有力者，为敝东陈公洽主席，及宣传部长邵力子先生，何廉处长，钱大钧主任，他们均系进言者。

　　我在前两月的函中，已略告一二，因事未成熟，所以不敢直告，大约此函到后，南京之电汇，总也可到，即请马上动身，先来上海。

　　中国情形，与前十年不大相同，我之甘为俗吏者，原因也在此。将来若得再与同事，为国家谋一生计，并设法招仿吾亦来聚首，则三十年前旧梦，或可重温。临函神驰，并祈速复！

　　弟　达夫上　

　　　　五月十八日

　　　　郭沫若收到郁达夫的信，其心情之激动，是无须多言的。久萦在郭沫若心中的回国愿望，终于将很快成为现实，这不用说是对于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革命者和诗人郭沫若，就是对于一般人，也是可想而知的。

　　这里似乎还有必要特别说一下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对郭沫若回国的态度。

　　郭沫若的日本妻子安娜，日本名佐藤富子，郭沫若留学日本后不久和她结识，当时她是东京一家医院的看护妇，二人于1916年在日本冈山县结成家庭，并生子女5人（4儿1女）。

　　安娜极为贤惠，在郭沫若最困难的时候，对郭沫若给以无私的支持和帮助，为郭沫若在文学事业以至革命斗争作出了极大的贡献和牺牲。这些都不是用几句话能够说清的。特别是，她虽是日本人，却始终热爱着中国和中国人民，希望两国人民友好，希望两国和平。她有着在我们中国妇女来说都十分宝贵的性格：善良和甘于牺牲。但她得到的却是颠沛流离的命运和一个没有稳定生活的家庭。对于这些，由于本书的篇幅所限，也由于非本书所论范围，此处无法过多记述。这里只想着重说一下此时她对丈夫郭沫若离家出走回国报效一事的态度。

　　由于郭沫若回国参加抗日救国斗争，事关重大，开始郭沫若对自己的妻子安娜都守口如瓶，既未吐露消息，甚至也未表露出一点矛盾的感情。只是到该决定行期的前十来天，郭沫若才向妻子发出一点暗示，开玩笑地说，中国要和日本打仗，自己是中国人，不能再待在日本，应该回到国内去参加抗战。

　　安娜听了只是随便地看了一眼自己的丈夫，并没有更多的表示。在她看来，丈夫最多不过是一种梦想。她知道丈夫是个喜欢想像、易生激情的诗人，保不准他又是因为什么心血来潮，提出这一有点像上天入地一般的问题来呢。她虽然文化程度不高，对国家大事世界大事知之不多，至少还知道自己的丈夫是一个被中国政府通缉的政治犯。哼！想回国？说得倒轻巧！更何况，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