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面商人在明末-第14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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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人自以为的铁血大明，在土木堡之变后就基本变成了和宋朝相差无几的防御性国家，李成梁恢复辽东，戚继光扫平倭寇基本都是个人的才能起了主要作用，而不是大明的军事力量如何强大——事实上倭寇的禁绝主要是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和郑芝龙被招安的结果。而辽东几乎可以说是李成梁个人恢复的结果，而就算是李成梁，在自己垂垂老矣之后，也知道在努尔哈赤崛起之后，只怕辽东不保，不如迁移辽东汉民入关，才能避免努尔哈赤的进一步壮大。，但是却被好大喜功的文官所阻……
这就是朱元璋小财政政策的必然结果，毕竟随着政权的发展，皇帝权力逐渐缩小，滥发纸币明抢还是卫所兵的军屯扩大都是维持不下去的，可是小政府，商业税少这种东西却是难以改变的，没有税收也就养不了强兵，事实上李成梁横扫辽东也是趁着辽东乱成一团，而且在体制外招收大量私兵的结果，李成梁被召回北京，他的私兵被大幅度缩减，辽东自然也就维持不下去了。
而就袁崇焕本人来说，他是有勇气，也敢战的，文官中一流的边才，但是大明朝的文官体制其实已经彻底烂了，东林党也好，阉党也好，谁不在庞大的军饷中分一杯羹？真正能用来养兵，募兵的又有多少？除非袁崇焕有李成梁，戚继光那样的军事才能，或许能击败满洲，否则面对满洲已经收复蒙古，长城外处处是敌的现实，根本就无法防御。
专恃欺隐，皇太极在入关前后，很多迹象已经表明了，袁崇焕应该知道，可他对崇祯隐瞒不报，或者是报了之后被崇祯压下，反正皇帝是不能犯错的，那么这个黑锅自然要袁崇焕背了。
以市米则资盗这件事是相当复杂的，如果非要说清楚的话，几万字都说不清楚，简单的说，就是天启六年，辽东都司府第一次同后金议和后，喀喇沁蒙古与后金结盟。天启七年，阎鸣泰赌咒发誓不和后金议和后，喀喇沁蒙古又与后金背盟。看到喀喇沁蒙古一直在大明和后金之间游移不定，崇祯元年，大明遂大举赏赐喀喇沁蒙古和察哈尔蒙古，共三十六万两白银，以刺激他们前去同后金交战。
但察哈尔蒙古和喀喇沁蒙古打的你死我活，大明对此束手无策。喀喇沁蒙古几次请求大明居中调节，但大明因为察哈尔蒙古实力比喀喇沁蒙古强大的多，一直不愿意惹怒察哈尔蒙古，因为他们还希望察哈尔能够前去攻打后金。
喀喇沁蒙古和察哈尔蒙古的冲突中逐渐出于下风，后金为了保持蒙古人的平衡，却一再给喀喇沁蒙古安全保证，喀喇沁蒙古为了自身的存亡，自然逐渐偏向后金，崇祯二年正月，辽东都司府再次和后金议和后，压垮了喀喇沁蒙古心中最后一根稻草，对前途彻底失望的喀喇沁蒙古、喀而喀蒙古各部再次与皇太极会盟。
其中哀莫大于心死的喀喇沁蒙古投奔后金的脚步最快，到崇祯二年二月底，喀喇沁蒙古已经编定旗分，后金迅速完成了对其的收编工作，除了满洲八旗外又设立了蒙古八旗。不久，明廷册封的“顺义王”卜失兔投奔后金，蒙古八旗已经有了两旗。
崇祯二年塞外大饥，蒙古各部无论是否归降满清，纷纷要求大明开边市粜米。喀喇沁蒙古、也就是后金的蒙八旗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举朝皆以为不可以卖米给后金的军队。
但是袁崇焕有不同意见，认为粮饷不够用！袁崇焕先是向崇祯请求发七十万两银子的内币，崇祯表示他没有这么多钱，因为海税、矿税等工商税都停了，茶税也大大减少。至于今年的盐税也还没有收上来。袁崇焕不依，说不发内币关宁军有哗变地风险。
这个说法激怒了内阁的温体仁，自从崇祯把工商税都停了以后，以往靠内币支持的宁夏、宣大各边军都失去了军饷来源，温体仁争辩说：平凉镇积欠军饷七十万两、西安积欠军饷八十万两，秦军不哗变；延绥积欠军饷一百五十万两，士兵已经二十七月没发过军饷了。可是三边不哗变；宣大军已经十三个月不发饷了，其中宣镇连军粮都停了五个月、宣大军仍靠向商人借贷度日而不哗变；关宁军拿走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七成。他们倒要哗变！这凭什么啊？
不过崇祯驳回了温体仁的票拟，还是又千辛万苦挤了三十万两银子给袁崇焕运去了，勇于任事的袁崇焕认为军饷不足，为了发足军饷，再次下令把宁远军粮卖给后金军，并且没有向朝廷报告。
三月初，边境各地流言四起，众口一词地声称喀喇沁蒙古正在储备南下的军粮。翰林院编修陈仁锡正好巡视边关。他急奏朝廷，说喀喇沁蒙古部落一万男丁，其中八千在宁远关外运输明军军粮，其中还有四百多后金地满八旗男丁【蒙古人和满洲人发型不一致，远远的就能看出来。】。
对此毫不知情的崇祯闻讯大惊，他立刻下旨严责蓟辽督师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崇祯命令袁崇焕立刻中止卖军粮给后金军地行为，并对他的行为作出解释。
袁崇焕则是另有想法，他认为如果不卖粮食的话，那么喀喇沁蒙古可能彻底倒向满清【袁崇焕不知道满洲人已经把喀喇沁蒙古彻底八旗化，编入八旗，或者说他知道了喀喇沁蒙古编入八旗，也不知道八旗制度的约束力，以为喀喇沁蒙古还有极大的自主权。】居然还信誓旦旦地替后金蒙八旗向崇祯保证道：“这些人极为可怜的哀求，愿以妻子为质。保证不敢诱奴入犯蓟辽。”
明廷接到奏报后，崇祯再次下令严禁卖粮给后金军，“西夷通奴，讥防紧要。奏内各夷市买布帛于东，明是接应，何以制奴？着该督抚严行禁止。”但是袁崇焕说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崇祯皇帝犹豫不决之后就又给袁崇焕开了一个小口子，允许袁崇焕计口给粮，但不许进行敞开了贸易。否则以“通夷论处”。但是袁崇焕根本没控制住粮食买卖，是没有能力控制，还是不想控制，那就不清楚了……
190袁崇焕的罪名下
以谋款则斩帅这事就难说了，毕竟毛文龙被看做天启的人，崇祯登台之后，对天启旧臣以阉党的名义大清洗也不是第一回了，事实上袁崇焕在历史上对东江镇进行了长时间的封锁，让东江军军民饿死冻死无数，这种事没有崇祯的支持至少是纵容是不可能完全做到的——当然本书中由于刘白羽对东江源源不断的补给，甚至把登莱的水师打的全军覆没，这种封锁基本失效了。
当然崇祯身为皇帝，不需要这样做绝，完全可以逼着毛文龙下野，所以斩帅这事上，崇祯应该付多少责任，也难说的很。
但是崇祯有责任，不代表袁崇焕在这件事上清白无辜，假传圣旨【即使是皇帝默许的假传圣旨】在任何古代王朝都是死路一条。而且袁崇焕的所作所为还有更加令人无语的事情，明朝对袁崇焕、王洽、钱龙锡审讯结果均有奏报，以上三人承认商议过“斩帅”一事，袁崇焕力主，王洽、钱龙锡也认为可行，但说“慎重”；总而言之，就是这件事上，身为边关统帅的袁崇焕和兵部尚书王洽，辅臣钱龙锡私自密谋，没有通过内阁，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说的严重些，已经是兵变了。
或许有人认为谋款和斩帅无关，因为历史上袁崇焕与毛文龙先谈“设东江饷部，钱粮由宁远运来”，毛文龙不同意，“必欲取道登莱”，“又议移镇，定营制，分旅顺东西节制，并设道厅，稽兵马钱粮，俱不见允”。
什么时候谈过谋款的事情？
而且袁崇焕并不是非杀毛文龙不可，给过他两次机会。
——先要毛配合，毛文龙不应；又暗示其光荣退休，仍不应；最后才执而杀之。
“斩帅”之后主要用毛氏旧人迅速接管东江军，如果毛文龙答应配合或同意退休，为安东江军心，也不可能“斩帅”。
魔鬼就在细节中，这里面有一个关键的人物刘爱塔。
努尔哈赤非常看重刘爱塔的才华，竟以姻婿待之，结果换来的却是刘爱塔的背叛，
刘爱塔就是刘兴祚（？…1630年）后金人称其为刘爱塔，朝鲜文献称之为刘海，辽东开原人。后被“市夷掠去”到建州女真地区，时为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在建州他以才干出众，且“伶俐善解人意”，深得努尔哈赤器重与赏识，被分到大贝勒代善的正红旗。他参与了后金进攻明朝挺进辽沈之战。以击敌、追逃等功授备御，并迅速高升，直至副将，受命管辖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南四卫之地。成为后金国中声名显赫的汉官。然而后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奴役，汉人的惨遭蹂躏，深深震动了他未泯的良知，激起强烈的民族大义感，而开始采取对抗行动，“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天启三年（天命八年，1623年）组织复州民众逃亡，因事泄失败后，面对愈加险恶的形势，仍不退缩、不动摇。
据袁崇焕的亲信周文郁所记：“辽阳陷，兴祚日抱慷慨，冀得一当以报国。奴欲用火器，兴祚设计沮之；奴欲锄辽人，兴祚多方保全之，……癸亥（1623年）春，祚奉奴令守金、复，随令幕客金姓者潜报登镇沈有容及当事（袁可立），欲其从海渡师，彼为内应”。
但是事实上刘爱塔和满清离心是因为什么呢？皇太极说出了答案：皇太极历数代善之罪状时曾云：“我见其常常虐害爱塔，夺其乘马，取其诸物，予料爱塔不能自存，必至逃亡。爱塔果逃。”（《国史院档》上，198页）由此可见，刘爱塔反正的主要原因是当汉奸当得并不舒坦，甚至当时在代善身为大贝勒很可能登位的前提下，刘爱塔继续在后金的结局是非常难说的，所以才起了逃窜的念头。
当后金两次出兵攻明时，刘兴祚“俱遣人先报”，使之“得以为备”。最后，痛下决心，于崇祯元年（天聪二年，1628年），抛下老母妻孥，以**之计，逃出后金。归明后积极投入抗金斗争，但此时的袁可立已离开登莱，毛文龙怀疑因为刘爱塔是努尔哈赤的女婿，怕他是后金派出的双重间谍，认为绝对不能重用刘兴祚。
“文龙死，归袁崇焕，皆悒悒不得志。”（钱谦益《特进光禄大夫兵部尚书中极殿大学士孙公行状》）直到后来袁可立的好友孙承宗重回辽东，才给了刘兴祚“用武之地”。次年，官至副将，掌管皮岛事务。不久奉命率兵赴永平，与后金激战中阵亡。
刘爱塔明面的资料就是这些了，看上去是毅然反正的好汉，但是毛文龙对他的怀疑是非常有道理的，毕竟刘爱塔虽然反正，却没有造成后金的重大损失，又是努尔哈赤的女婿，对他的控制使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就像抗日战争事情，一个身为天皇女婿的中国人反正，没拿出大的成果，显然要控制使用——其实就算是此人给日本造成重大损失，任命为一线部队的指挥官也是匪夷所思的事情。而这种事情，恰恰在袁崇焕手里出现了。
毛文龙被袁崇焕假传圣旨杀死之后，为了掺沙子，任命刘爱塔为东江的副将【仅次于总兵的高级武官，事实上在东江镇被分营的前提下，刘爱塔是和名义上的总兵权力相差无几。】崇祯元年刘爱塔逃离后金至皮岛，其余几兄弟也随后分批逃离后金，投奔皮岛毛文龙和宁远的袁大人。其中刘兴基（老三）于崇祯元年九月从海上逃抵宁远；并追随袁大人，刘氏其他几兄弟则先后至毛文龙处。
但刘兴祚并未真心归顺明朝，在逃到皮岛后又做后金的奸细，在《满文老档》收录的所谓“毛文龙书信”中，最后一封里即第七书里其实有隐藏着的第八封“书信”，因为第七封书信里最后一段文字明显不是毛文龙写的，该“信”就是刘兴祚再成为汉奸铁证。
在该段文字称：“毛总兵官在彼欲降之心，半真半假……以我观之，汗心犹豫而狐疑，又谓毛总兵官放恣，初无定心，后被牵累，事不易结等语。遂以毛总兵官蓄意叛逆，即密告袁都司杀之。我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
此人自称“以告叛有功，升为副将职”是自我暴露身份的铁证。毛文龙死后袁大人即“分付将东江兵二万八千分为四协，杀其父用其子，以毛承禄管一协兵，以旗鼓徐敷奏管一协兵，还有二协，东江众官保游击刘兴祚、副将陈继盛二员管之。”由此可知，当时刘兴祚虽管一协，但却只是个“游击”不是“副将”，但统领一协是一个副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