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道三痴.雅骚-第3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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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外人难知。俗云久病床前无孝子，故谓养亲难于厚葬，王丰肃有鉴于此，在教民中倡导孝亲于生前，毋致子欲养而亲不在之痛，生前尽孝，死后无憾，天主教岂有不敬祖先之理。而在于祭祀礼仪之不同也。龙华民会长现已告知教众要尊重大明传统礼仪，祭祖、祭孔一律不禁。”
日耳曼人熊三拔果然能言善辩，官话琅琅。俗语并用，说来入情入理，把王丰肃的激进传教轻轻掩饰。在大明的这些传教士现在已经意识到在东方传教必须回归利玛窦的谨慎策略，因为就在前一年，日本发生了天主教教难，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宣布取缔天主教，摧毁了所有教堂，并把大批耶稣会士、方济会士和教徒斩首或者烧死（日本幕府禁绝天主教极其严厉，刑罚残酷，把教众倒悬在粪坑上熏死、丢到硫磺矿泉里泡死等等，直到两百年后明治维新时才解除禁教令）。在北京的龙华民等人也是最近才得知这一消息，这次南京教案若不能化险为夷，他们也很可能落到在日本的传教士一般的悲惨境地——
沈榷斜睨着熊三拔，冷笑道：“祭祖、祭孔一律不禁，这是汝等见朝廷禁教事急，行的缓兵之计吧。”
张原终于说话了：“沈侍郎为何以此恶意来揣度他人，子曰‘过而不改是谓过也’。王丰肃有过岂不容他改之？”
沈榷也正等着张原开口呢，听张原引用《论语》为王丰肃辩护，当即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王丰肃夷狄之人。来我大明传教就是包藏祸心，普天之下。薄海内外，惟皇上为覆载照临之主，是以国号曰大明，而彼夷狄亦称大西，岂天下有两大乎？三代之隆，临诸侯曰天王，君天下曰天子，本朝稽古定制，每诏诰下，皆曰奉天，而彼夷狄称天主，若将驾轶其上，此以下犯上，罪坐不赦。”
张原微微摇头，沈榷是无知盲目自大迂腐的大明官绅的代表，持这种观点的应该是占大多数，他们不相信利玛窦的《万国舆地全图》，大明版图怎么才占那么一小块呢，而且还不是正中央，真是岂有此理，这些人所知道的外国就是朝鲜、日本、安南、暹罗，最远的就是满刺加了，三宝太监到过的地方他们都忘了，利玛窦说的什么海西万里有三十余国，绝对是欺人之谈，利玛窦是以为汪洋杳渺，大明人目所不能见、足所不能至，乃敢信口胡说——
张原有些无奈，沈榷这些人对任何新事物都是采取排斥态度的，你没法让他们相信西班牙人已经横渡大西洋到美州开采银矿，因为你不可能揪着他们去美州走一趟，所以你没办法证明你是对的，龙华民、熊三拔从数万里外远来站在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信，他们只认为大明最大、大明最好、大明是天下的中心——
张原心道：“必须以沈榷能理解的、四书五经上面有的知识来反驳他，否则任你说得天花乱坠都没用，他就三个‘我不信’你就没辙。”
从彝伦堂窗隙望出去，雪越下越大了，一早扫净的地面又积起一层薄薄的雪，张原长吁了口气，问沈榷：“沈侍郎开口非我族类其心必异，闭口夷狄之人包藏祸心，敢问沈侍郎，夷狄之说首见于哪部典籍？”
沈榷迟疑了一下，答道：“论语八佾‘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错！”
张原声音不大，但断然清晰：“诸夏夷狄之辩始见于《春秋》，然而《春秋》所言之华夏夷狄之辩，沈侍郎知之乎？”
张原是治《春秋》经的，会试时首艺被人割截，凭的正是《春秋》题的精彩发挥依旧脱颖而出，所以无人敢怀疑张原在《春秋》上的深厚造诣，其实《春秋》和《论语》都是出自孔子之手，夷狄之说本不分先后，但《春秋》是史书，起自鲁隐公元年，世人印象当然是《春秋》比《论语》久远，张原就以此来给沈榷一个下马威，先把沈榷的气势打压下去——
沈榷果然涨红了脸，忿忿地不再回答张原的问话。
张原微笑道：“沈侍郎中了进士后就把四书五经丢在一边了吗，真把圣贤经义当作仕途敲门砖了，让我来告诉你，《春秋》所言之华夏，只在如今的河南、山东诸地，嵩高河洛之外皆是夷狄，陕西古属秦，《公羊传》曰‘其谓之秦何？夷狄之也’，在下来自绍兴，绍兴古属百越，夷狄也，沈侍郎是浙江乌程人，也是夷狄——”
“一派胡言。”
沈榷愤怒地大叫起来：“春秋之世岂可生搬硬套到大明之朝，我祖我父，世代读圣贤书，和夷狄哪有半点干系。”
张原就等着沈榷这句话，朗声道：“沈侍郎说得是，人面兽心、为非作歹，虽中华之人，岂非夷狄；行善好义，修身事天，虽边远绝国，亦是我华夏之友，《春秋繁露》讥郑伐许，曰狄之，郑国伐丧无义、叛盟无信，夷狄之行也，故狄之——故华夏、夷狄不在地域之分，而在于文明教化，是礼仪之邦，还是野蛮部落，如建州奴尔哈赤辈，真夷狄也，而利玛窦诸人，学问渊博，慕我中华教化，岂能以夷狄贬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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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千字更到，很不好写，比当初写《上品寒士》的辩难还费神，小道是殚精竭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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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百二十九章 大雪中的辩论（下）
华夷之辨、尊夏攘夷思想始于《春秋》，两千年来未受到质疑，到了大明初年，因为在看待元朝历史地位问题上存在分歧，华夷之辨开始激烈起来，此前虽有北朝、辽、金等胡人政权，但都没有统一过中国，元朝是第一个统治中国近百年的所谓夷狄王朝，元朝的统治是华夏民族的耻辱，但百年统治的事实又无法抹去，大明不可能越过百年直接继承南宋——
所以朱元璋的《即位诏》承认元朝是中国的一个历时朝代“朕惟中国之君，自宋运既终，天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传及子孙，百有余年，今运已终，海内土疆，豪杰纷争，朕本淮右庶民，荷上天眷顾、祖宗之灵，遂乘逐鹿之秋，致英贤于左右……”，以此来表明大明取代元朝是符合天意的，并在南京建历代帝王庙时把元世祖与三皇五帝并祀，但方孝孺、解缙诸臣却是否定元朝的正统地位，华夷之辨一直延续到嘉靖年间，礼部终于罢了元世祖的祭祀，更有甚者，提出要把历代二十三史中的《魏书》、《北齐书》、《周书》、《北史》、《辽史》、《金史》、《元史》这七部史书剔出中华正统史书，只作为夷狄传记附在《晋书》和《宋史》后面，似乎这样就能保持中华传承的正统——
时至万历末年，世界格局已经大变，地理大发现、欧洲大航海时代开启、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纵横七海、英国的舰队崛起争雄，西洋文明已经一举超越了中华文明，而明朝的士大夫还在盲目自尊，陶醉在一个以明王朝为中心的幻想之中，虽然有一些开明之士开始接受了新的现实，但远非主流。（）张原也没指望通过这次辩论就能改变世人这些观念。但把充满腐朽气息的旧屋大门推开，吹进一些新鲜空气却是可以做到的，所以他要在华夷之辨上驳倒沈榷。让沈榷辈无法以地域来排斥西洋人，他还想着有可能的话把伽利略请到大明来呢——
说万国地图、说欧洲美洲，沈榷可以不信。但张原从《春秋》这一华夷之辨的源头来驳斥沈榷的偏见，沈榷又羞又恼，一时无言以对，这让皇长孙朱由校瞧得好不痛快，却见南京礼部郎中徐如珂站出来了，说道：“王丰肃辈，公然潜住南京正阳门里，起盖无梁殿，悬挂胡像。诳惑愚民，从其教者每人给银三两，笼络民心。图谋不轨。去年因私藏火枪被拘，竟有大批耶教教众手持小旗上街游行。宣称要为天主而死，这与谋反何异！”
张原微笑倾听，他知道沈榷、徐如珂在他的辩驳下无法以非我族类这样简单的理由来排斥龙华民等人，肯定就会盯着西洋传教士在大明的所作所为来非难，王丰肃在南京传教的确过激，这个人还是遣送回澳门为好，但不能因为王丰肃一人就把所有在华的传教士都赶走，天主教在大明如果谨慎传教是可以容忍的，张原看重的是传教士带来的这种文化交流，当此之时，除了满怀宗教热情的传教士和淘金梦想的冒险家，谁会远涉重洋来大明，好比中国西部的沙漠和雪山，只有求法和弘法的僧侣才会不畏死亡的威胁来穿越，去年与他同船入京的金尼阁就对他说过，万历三十七年七月初九金尼阁与耶稣会教士一十九人从葡萄牙的里斯本乘船，海上航行两百多天，到达澳门是次年的二月初六日，十九个传教士活下来的只有八人，另外十一个传教士不是死于风暴就是疾病，海船极易发生瘟疫——
张原道：“徐大人说到王丰肃私藏火枪，难道不知道那事情已经查清楚了吗，那两去燧发枪是我请王丰肃从澳门带来的，其中一支早已交给兵部武库司，工部军器局已经根据这支燧发枪来改进我大明边军的火枪，这是有利于大明军备之事，徐郎中怎么还揪住不放？至于说王丰肃分银子给教众，那是扶贫济困，在下在绍兴也曾建义仓救济灾民，佛寺、道观逢灾年施粥给乡民不是很常见的事吗，难道都是别有用心？”
徐如珂道：“张修撰是读圣贤书大明士人、佛院道观施粥乃是出于慈悲，岂能与居心叵测的西洋教士相提并论。（）”
张原“哦”的一声，说道：“说来说去，徐郎中还是认定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是吗，不管王丰肃辈是行善还是作恶，只要不是我大明人，就一律排斥是吗，这等见识，真不值得一辩，徐郎中要辩，先把《春秋》的华夷之分搞清楚再辩。”
“张介子休得咄咄逼人！”
刘宗周迈步出班，先向皇太子行礼，然后正视张原，说道：“先不说火器能否增进边军战力，只论天道和人伦，你之所谓西学正是乱天道坏人伦之异端，何谓天？天即理也，而天主教义却言别有一主以生天、生人物，遂令人不识祖宗父母，率天下之人而叛君父者必此说也，至于尊奉天主就可升天堂免地狱更是无稽之谈，等同于行贿谋私，乃是邪妄之说。”
刘宗周寥寥数语，就比沈榷连篇累牍来得精辟和犀利，刘宗周显然是研讨过天主教义的，洞悉天主教最核心的教义——天主或者上帝是超自然的人格神，这与儒家的宇宙观是完全相悖的，刘宗周继承朱熹的理气观，认为盈天地间一气而已矣，理气合一、生人生物——
在张原看来，儒家这种否认有主宰宇宙的精神实体的观点明显胜过天主教的宇宙观，所以他不能在此与刘宗周纠缠，刘宗周是儒学大师，这是刘宗周的长项，他恐怕辩不过刘宗周，而且容易与整个儒家学说对抗，所以必须扬长避短——
张原向刘宗周一躬身，说道：“佛有释迦牟尼、道有元始天尊，这些玄远虚渺之事先不论，我非天主教徒，启东先生也不是佛门弟子，我与启东先生只论经世致用之学，论君道、论臣道、论养民、论富民，如何？”
刘宗周欣然道：“好，先论君道，我来问你，君主如何产生，是西洋的天主、上帝任命的吗？”
照一般民众理解，君主是开国之君打天下当上君主的，后来的君主是继承的，但儒家要把君主上升到哲学高度来阐述，张原道：“君权天授，天为民而生君，我以为这个天既非天主也非启东先生说的理和气，这个天是民意，民意就是天，太祖高皇帝扫平群雄、代元而立，正是上天厌乱，眷命高皇帝为生民主，所以开太平于后世。”
张原不想和刘宗周讨论什么“天理”、“诚意”和“慎独”，他要谈君主的责任和臣民的责任，那就是君道、臣道和民道，君权天授是儒家君主观的共识，但张原在这里转变了儒家对于天的概念，把天理解为民意——
刘宗周道：“天为民而生君说得不错，民意可以影响上天，但民意不是天，天道窅缈，求于本心，心为天地万物之本，你莫要混淆了民意和本心。”
张原成功地将刘宗周引入君道之辩，他从“育民”、“养民”和君主要维护绝大多数人利益来谈君道，这正是有意限制君权的东林党人刘宗周所欣赏的，对听取辩论的皇太子朱常洛的一次教育，张原不从华夏夷狄来讨论元朝的灭亡，而是从施政策略和民心所向来论述，他说蒙古惟力是视，妄图以武力征服万邦，终致败亡，所以一国君主如果为政有方，国力强大，国祚才能绵长，否则受其他强族的侮辱，上天也没法相帮，这是宋徽宗父子的悲剧，也是后来朱由校弟弟朱由检的悲剧，当然，现在可不能举崇祯帝朱由检的例子——
大雪纷飞，彝伦堂外已经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