庙东轶事 作者:垂钓老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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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莲叶坐在轿子里心里正发愁今天这事到底该怎样了结呀，这时听见轿子外面来了牛保国。轿外发生的事情，她虽然没有揭开轿帘看一眼，但一切都听得一清二楚，对牛保国在她危难之中又一次解救了她，心里不由得又产生了一股感恩之情。她觉着牛保国这次为她改嫁这事确实是出大力气了，她的这次改嫁要是没有牛保国的前后奔走，那根本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那么她这一辈子就得要在葫芦头村黑狗家里守寡守到死去，葫芦头村的那些直到死都没见过婆娘面，甚至连睡女人是什么味儿都没尝过的光棍儿们不知要给她节外生出多少枝，惹出多少是是非非来的。她料想得来，要那样的话，到时候她不死也都得被这些人偷鸡摸狗，给骚扰死。牛保国对她恩同再造，衔环结草，也难答报。莲叶这时在心里暗暗地这样念叨着：“日后咱可要记住人家保国的好，他和自己是有真情的。”
牛保国这会儿在葫芦头村可得势了，歇斯底里大发作，尽情地耍着威风。葫芦头村的人听到这从来都不大听到的枪声，不知到村里到底又发生了什么天崩地坼的事，大都跑出来看动静。可是他们一个个都远远地就站住了脚，簇拥在一起，看着眼前的情景，吓得迷迷瞪瞪的，险些儿都认不出了东西南北。一大群人没有一个胆子大点儿的敢走近前，更不要说是蓄意阻拦了。牛保国恶狠狠地看着这些远远站着观看的葫芦头村人说：“你们挨球的过来，看清楚我手里拿着的这是什么东西。不信你们今日就试试，我不叫你跑着过来，抬着回去才算是怪事了。”莲叶在轿子里这时低声说道：“保国，得饶人处且饶人，咱赶快回去办正事吧。”牛包国听着这话，心里这才觉着有点惬意，从从容容地拍了拍衣服，整了整衣领，对那些庙东村来迎亲的人一挥手说：“走，抬着轿子在葫芦头村巷道里前前后后、左左右右，来来回回地给我拣人多处先转上一整圈，然后再说往回走！我倒要看看葫芦头村这伙熊挨球的哪一个吃熊心豹子胆了，还敢出来阻拦？”于是庙东村一干迎亲的人就在一班乐人吹奏着热烈昂扬的乐曲声中，抬着花轿，开始在葫芦头村来回地转了起来。牛保国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最前边，给他们开路，后边紧跟着的是他那两个彪形大汉护兵，个个如狼似虎，接下来才是抬着莲叶的花轿，其余的人全都跟在花轿后边随行护轿，气势好不威风八面，令人叹为观止。
唢呐嘀嘀嗒嗒地吹奏着欢快吉祥的乐曲，引领着迎亲的队伍，堂而皇之地走出了葫芦头村，走上了通往庙东村的路，一直走进庙东村城，把花轿堂堂正正地落在苟良家的门前……
第六章 善行天佑（上）
牛保民去了一趟潼关，带回来一个河南尉氏遭黄河水淹，逃难来到陕西的难民刘老汉之女—刘碧霞。他那常年有病、卧床不起的媳妇董玉凤一看这人模样周正，手脚壮大，全身都有着一种说不出的康健美，不用说就知道是个勤快、本分人，自然高兴，心里都觉着轻松了许多。多年来一直在她心里解不开的疙瘩一下子就给消失了，对牛保民的内疚心情似乎也减轻了不少。她主张既然是二房也就没有必要讲究什么形式，自然也不必大摆宴席，劳动亲友，只是傍晚在大门口响了一串鞭炮，就算是给牛保民和刘碧霞当晚圆房了。
牛保民自把刘碧霞收为二房以后日子一下子就顺辙起来了。别看碧霞她人年龄小，可是勤快能干，又是从河南逃难过来的，过过苦日子，深知人生世途之艰难，度日节俭，举止谨慎。她在牛保民家里从不贪图什么，只求能逃得一条活命，有一口饱饭吃—这就心满意足了。因此她来到牛保民家什么苦累都不弹嫌，家里内圈的一切活路她都一力承担，一手料理，把它操办得有条有理，尽善尽美，不要牛保民再去为之操半点儿心。这样以来就把从前一直被家务拖累着身子，一个人既要忙田里地里的活儿，又得干家里的杂务事、侍侯抱病卧床的媳妇董玉凤的牛保民一下子就给解脱出来了。牛保民开始有心劲儿一心一意地经管地里活路，种庄稼了。俗话说：“家和万事兴。”牛保民家如今是“三人一条心，黄土变成金”。你看，他地里现在长的那庄稼，不论是麦子、油菜，还是玉米、豆类，每一样都比周围四邻的要长势好得多，产量高几成。牛保民这两年的日子才真算得上是像芝麻开花—节节高，可红火透顶了。不过，他过日子还依旧是极节俭极节俭的，只要手里一旦能积攒下来一点儿钱，马上就会把它拿去买了地。他和牛保国分家时所分得的那三十几亩地，如今已经增加到七十多亩了。现在他在家里是出出进进，脸上常常笑容不离，活路再忙嘴里都低声哼着秦腔戏：“……每日里黄金铠将王锁定，把一个宋天子昼夜巡营……”从表面上看，他似乎已经是事事如意了，可是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还老是有着一块老大的心病，迟早一想起来都会使得他的心头隐隐作痛：“眼看自己目前年已四旬有余了，进入了不惑之年，可是膝下尚无子嗣，暂且不要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些大道理，就是自己勤劳了一辈子，积攒下的这点儿家业，百年以后该让谁来继承呢？”为此他平日尽管嘴里什么都不说，但是多年了，邻家过年时家家户户都张灯结彩，门上贴的春联映得满院子通红，而他家却特别的冷清，大门两边总是光秃秃的，从来就没见贴过手掌大一点儿红纸片儿，院子里根本就找不到一点点儿春的气息。虽说是过年，人到他家可根本就感觉不出来有丝毫的喜庆氛围。要问这到底为的什么？只因为他一遇着过年过节就忧心忡忡，闷闷不乐，怎么也提不起好心情来。
斗转星移，随着时间的渐逝，任凭牛保民和刘碧霞两人怎样精心服侍董玉凤，牛保民给她四处奔走求医，刘碧霞为她昼夜熬汤煎药，但常言说得好，再好的医生，也只能治得了人的病，却救不了人的命。董玉凤病染沉疴，卧床日久，已经无药可治，只是日见沉重。有一天，刘碧霞给董玉凤煎好了药，正端着药碗，给董玉凤往卧室里送，可是当她刚走到董玉凤所住的上房屋里间门口，要推门进去时，却猛然听见董玉凤在里边一边抽抽搭搭地哭泣，一边低声对牛保民说道：“……我只恨来到你们牛家，人不争气，一直抱着个病身子，拖累着你，到现在你眼看着都年过四十了，我也没能给你留下个一男半女。”又听见牛保民只是一味地安慰董玉凤说：“没事没事。这我不在乎，你也别着急，千万别老牵挂着这事，为这折磨自己。只要你人身体一天天地好起来了，那比什么都强，我就什么都满意了。你听我说，你只管一天天地给咱好好将息你这病，你的病好了，咱的日子就什么都好。”董玉凤啜泣着说：“你别再一天光挑好听的话说，哄着我了，你心里想的是什么，你不说，我也全都知道。你嘴里尽管一天说不在乎，不在乎，可你的心里总牵挂着这事放不下。我这病身子看来也熬不了多长时间了，我只是觉着我这一世，在这件事情上对不住你，即就是活着在你面前也没脸面。”牛保民一听董玉凤今天竟说出了这样的话，可着急了，他连忙责备董玉凤说：“我说你这人一天怎么能老是这样胡思乱想呢？你看咱现在不是已经都有碧霞了么？我看她一天服侍你也蛮尽心的，日后她倘若能有个娃娃，不也挺好的么？她要是真能那么样的话，娃是你亲眼看着他长大的，他在你跟前就跟是亲生的一样，日后长大了他还能对你错得了吗？依我看，碧霞也不是个胡来的人，你尽管大放宽心。现在咱啥话都不用说了，关键是养病要紧。”刘碧霞听到这里，端着药碗，就轻轻地推门进去说：“姐，你看你这人，想到哪里去了？说的都是些哪里的话？你可不要多心，咱一心治病要紧，先快把这碗煎好的药喝了再说。要我说，你这病只要催住治疗，一定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我听人常说，这病呀，是三分吃药七分养，只要你心往开处想，一切就都会熬过去的。”董玉凤接过药碗，很过意不去地笑了笑说：“你看看，你看看，让我一个人这病把咱全家子的人都给搅和忙了……”说着就顺从地喝了刘碧霞给她所端来的那碗药。
牛保民为了大老婆董玉凤的病，为了自己能早日有个子嗣继承牛门的香烟，他把平日不想的办法都想尽了—求医、问神、请巫师，后来竟然还在自己的房山墙上钉了一个写有“六合同春”的木牌子，可以说把精神都逞遍了，然而可惜的是仍然不见有任何收效。无奈后来他就越来越看重积福行善了，每年一到三月十五，就都要给西岳庙圣母殿里的三圣母捐上一份为数不少的香钱，年复一年，坚持如一，以至圣母殿的主持都因而感激得把他都当成施主里边的座上客接待了。就这样他还总是觉着自己在很多方面做得都很不够，每年一到阴历三月十五的前几天，他知道西岳庙过庙会，那里是最忙的时节，来圣母殿祭祀的人十分多，圣母殿主持手下的人手不够用，常忙不过来，于是不用圣母殿的主持来邀请，就主动地提前四五天跑去给殿主持帮忙了。他多少能识得一些字，账算又清，办事一条一行，一丝不苟，又头头是道。西岳庙逢会，他多年来都在圣母殿忙前忙后，替主持收钱、粮、物，记账，总要一直忙上大半个月，忙到三月的近月末，看看庙会的高峰彻底过去了，这才告辞主持，离开圣母殿。他在圣母殿帮忙什么报酬还都不要，经管三月庙会的收支，从来都是账目明细如水，一文钱都不私贪。圣母殿的主持每当送他离开西岳庙回家时都要双手合十，嘴里念诵道：“善哉，善哉！‘积善成德，神明自得，圣心备矣’。施主宽仁厚德，上天必有好报。去吧，去吧。”牛保民的事情不仅圣母殿的主持这样说，其实在牛保国心里也总是这样想着：“为人多做慈善事，皇天后土总有眼。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因而他平时在村里也是这样，只要一发现村子周围哪里的路不好走了，他就一声不吭地拿上工具，去修修补补，哪里的桥被水冲坏了，他就象征性的向村里四邻募集点儿钱，自行买些材料，叫上几个人把它很快整修好。庙东村以及周围方圆几十里的人，因此大多都能认识他，知道他是个大善人，人品端正，不贪图私利，与牛保国虽然是一母同胞，但为人处事却截然不同—人们对他的为人办事向来都无比信任，无限放心。
牛保民尽管一直都是这样尽心尽力的积福行善，但是他大老婆董玉凤的病还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可逆转地一天天加重着，最后终于不得不愀然离他而逝，也没见哪个神灵曾用什么法力对她施加保佑。这事让人迟早一想起来，就都多少对老天爷有几分抱怨之气，似乎觉得它并不秉公办事。不过牛保民却并不因此而动摇甚或丝毫改变自己多年来所养成的为人准则。他依然是一如既往，我行我素，并且自得其乐，乐此不疲。甚至后来在他身上竟然还闹出了这样一出戏剧性情节。这事要说清楚还得从时政大局说起……
民国末年，国运多舛，九州大地，狼烟四起，实属多事之秋。国民政府向百姓摊粮要款，虽然因民众前次交农收敛过一段时间，但后来不久又旧病复发，接二连三地摊这派那，简直就没完没了，把老百姓纯粹就当成了韭菜院子，隔几天就来割一刀子，再一刀子，割个不断。村子里一天到头，随时都有军队猛不防进村来拉壮丁，闹得人鸡犬不宁。当时在人们口头上就都流传着这样的民谣：“人穷虱子多，国民政府税多。”又说什么“挣下钱是保长的，养下儿子是老蒋的，挨打受气是甲长的”。由于国民政府整天没完没了、无休无止地向百姓一个劲儿摊派，后来把老百姓摊派得实在承受不起了，抗税抗粮的事情不要任何人组织，就此起彼伏、自发地不断发生。这样以来，政府向老百姓要征收苛捐杂税，也就越来越困难了，往往由于国民们软磨硬抗，征收者就无法收缴得上来。政府摊派的捐税征收不上来，上级长官就破口责骂下属无能，甚至还会狠狠地把他们的这些下属往死的打，所以到了后来，村级那些最基层的行政组织的头目—甲长就都没有人愿意当了。但是一个堂堂的中华民国，向来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