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系列传记-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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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
1972年6月,在开展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揭批运动中,毛泽东又以此为例,痛斥那些“极左派”:我们的“左派”是些什么人呢?就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那些人,今天要打倒总理,明天要打倒陈毅,后天要打倒叶剑英;(外交部)被那些“左派”夺了权,一个半月,权不在我们手里,在那些所谓“左派”的手里;这些所谓“左派”,其实就是反革命。
而对于新中国的第一任外交部长、举世公认的著名外交家周恩来来说,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更是他整个外交生涯中的一次“切肤之痛”。也正由于此,我们的总理才以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所独具的博大胸襟、气度和坦诚,来直接、恰当、稳妥地处理这一外交事件的一系列善后工作。
1971年春,经周恩来亲自批准、由外交部具体负责的英驻华代办处修复工程竣工,英代办处机构及工作人员等迁入新居。对此,周恩来曾指示外交部有关负责人在一次招待会上向英代办当面表示:1967年火烧代办处是一小撮坏人干的,中国党和政府都不赞成;现在,我们给你们修复了,你们迁入新居,让我们举杯庆贺。但是,当时这位同志却因招待会上有许多外国使节在场,不好开口说这番话。回来后,周总理批评他说:你本人也是当时极左思潮的受害者嘛,这些话你为什么不说?当着其他国家的大使说有什么要紧?而且还应该大声说!毛主席几次批评火烧英国代办处的讲话你们都学了,学而不用,不去实践,这就叫极左思潮的影响嘛!我们在外交关系上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双方是平等的。人家来到我国,我们用压的办法是不对的。英方在香港迫害我们的同胞,那是它不对,但不能因此而烧它的代办处。你搞他,他可以报复,那只能破坏外交关系,甚至断交。那是王(力)、关(锋)、戚(本禹)他们的路线。……总理的亲切教诲,使这位同志深受感动和启发。之后,周恩来身体力行,亲自召见了英国代办,向他讲了上述意思,英代办当场表示理解和感谢。
就在这一年,英国政府向我表示愿意撤销英在台湾淡水领事馆,并希望就中英两国外交关系升格问题进行谈判。1972年3月,鉴于英方接受我方建交条件,两国终于达成由代办处升格为大使馆的协议。至此,中英两国由“半外交关系”进入“全外交关系”,从而为日后两国关系正常化(包括香港问题的解决)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四、江青痛失“车、马、炮”
纵观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历史,1967年夏季外交部“夺权”和“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对于后来一系列事情发展所起的“深刻影响”确实不可低估。它尤其起到那些煽动极左思潮的头面人物所不曾料想到的“历史作用”,这就是:迫使那个一年多来乱党、乱国、乱军的“祸害之源”——中央文革小组收敛气焰,始走下坡之路;成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后期一直坚持主张并亲自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斗争的重要“起点”。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是根据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的规定成立的。这个名义上“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的特殊机构,实际上掌握着对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包括相当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在内)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人多次肆无忌惮地攻击、污蔑、栽赃于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陶铸等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的事实,便是中央文革拥有这种非其莫属的“特权”的有力证明。
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才绝对容不得那些堂堂正正的革命者和所谓“保皇派”。仅半年多时间,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就先后将原在中央文革任职的陶铸、王任重、刘志坚等“保皇”人物打倒;同时,又对尹达、谢镗忠、穆欣等不肯与他们同流合污的几个成员施加迫害,一一排挤出“小组”之列。这样,“中央文革小组”便成为由“大三”(即江青、陈伯达、康生)加“军师”(张春桥)加“刀笔吏”(姚文元)加“小三”(即王力、关锋、戚本禹)为其基本阵容的盘踞在党内高层的那一块“毒痈”。直至1969年党的九大之后,“中央文革小组”自行“消亡”却“死而不僵”;在1973年党的十大上,原“小组”内的“中坚力量”又将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拉在一起,结成“四人帮”宗派集团。10年“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表明:此害不除,党无宁日,国无宁日,民无宁日。
在外交部“夺权”前后,周恩来和陈毅在外事口一系列问题上所作的种种斗争,归根到底,也是同以江青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一场斗争。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那样:“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如果仅仅是在青年中产生极左思潮,那是可以得到说服和纠正的。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
如前所述,1967年夏天发生的外交部“夺权”,以至其后发生的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事件,确使新中国的外交事业蒙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损害;但另一方面,这种极端无政府主义的行径,也暴露了借此“操纵群众运动”和“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的坏人。周恩来正是以此为契机,将中央文革中那几个不可一世的人物果断地实行“处置”,拆去了中央文革这座“阎王殿”的一角。在这个“拆庙”过程中,王力、关锋二人首当其冲,接下来,便是戚本禹。“小三”(王、关、戚)们的相继倒台,使江青一伙痛失“车”、“马”、“炮”,标志着中央文革这个怪物走“背运”的开始。
以下,便是“火烧”事件发生后一周内,周恩来与中央文革之间直接或间接较量的过程:
8月23日凌晨,英国驻华代办处大火被扑灭后两个多钟头,周恩来立即紧急召见外事口各造反派组织头头,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他们宣布:
一、外交部“夺权”是非法的,不算数的。党中央多次申明外交、国防、财政等大权在中央,不能夺,你们在外交部“夺权”,是目无党中央、国务院。
二、“打倒刘、邓、陈”的口号是错误的,以“外交部业务监督小组”的名义向驻外机构散布这个口号更是错上加错。
三、封副部长们办公室,随意点名、发“勒令”,造成数日外交工作失控,甚至“斩而不奏”,这是头脑发热,目无中央。如果再不向你们指出这一点,我们就要犯罪了!
四、火烧英国代办处一事说明现已不能控制局面,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对外关系中的任何重大步骤,如提抗议、发警告等,都是应由政府决定的行动,不能由群众说了算;火烧英代办处,就使我们在外交上输了理。
五、你们其中有人“炮打”我,搞我的材料,我不怕“打倒”!尽管现在批评你们,对于这些天外交工作上的失误,还需要由中央来负责,这个责任,我是不会推的,要报告主席,我们犯了错误,没有领导好。……
就在这次召见中,有的造反派头头仍显得很不服气,他们甚至公开顶撞、打断总理批评他们的话,还有人抬出了王力的“八·七”讲话,极力为自己的极端行为辩解、打掩护,因而引起周恩来的注意。
8月27日凌晨,外事口造反派继续在陈毅“问题”上作文章,一再无理阻挠周总理出席“批判”陈毅大会,并威胁将组织“群众”冲击会场。对此,周恩来无比愤怒!他义正词严地向造反派指出:你们这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压力,是在整我了!你们采取轮流战术,从(26日)中午2点到现在,整整18个钟头了,我一分钟都没有休息,我的身体不能再忍受了!……
在这之前,周总理的心脏已隐隐作痛。他连服了两次药后仍不见好转。总理的保健医生曾把总理病情写在纸条上,当面交给一造反派头头,却被置之不理!听到以上总理对造反派、更是对那些幕后策划、纵容者的痛斥、揭露后,保健医生忍无可忍,冲到造反派头头面前大声警告:“如果总理今天发生意外,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说罢,搀扶总理离开会场。这时,造反派们仍在后面叫嚷不休:“我们就是要拦陈毅汽车!”“我们还要再冲会场!”……
此刻,走到门口的周恩来陡然转身,眼中喷射出愤怒的火焰:“你们谁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谁要冲击会场,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的身上踏过去!”汽车中,保健医生含泪给病势加重的总理紧急吸氧。由于心脏病发作,周恩来从这时起到28日下午5时,整整36个小时无法工作……
狂热中的造反派这时还不知道,就在周恩来病倒之前,一项经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王力、关锋二人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王力的“八·七”讲话和关锋伙同王力炮制的“揪军内一小撮”口号等有关材料,也已报到毛泽东处。对那篇“王八七”讲话,毛泽东批5个字:“大、大、大毒草”!毛泽东还说,王力讲的这些话,连我也不能随便讲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的事嘛!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批准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二人实行隔离审查,对戚本禹则视其表现,再作处理。
当了解到周总理因劳累过度,引起心脏病发作等情况后,毛泽东建议:告诉总理,要多睡觉,不要开长会,不要多说话。
8月30日,是处理王力、关锋两人的日子。据王力本人后来回忆,这一天,他与关锋在钓鱼台(中央文革驻地)同时被宣布隔离审查,而戚本禹暂还在台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江青、康生给王力加上了“国民党特务”的罪名,同时诬蔑其妻王平权的家里是“一窝黑货”。随即,王、关二人被送入秦城监狱。
9月4日,还在“台上”的戚本禹致信毛泽东,“检讨”自己的错误,其中,也向毛泽东反映了处置王、关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引起的剧烈震动:
“最近以来,大家心情都很沉重。关锋、王力同志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其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王力同志在外交问题上犯错误,就同我有关(事由我起)……我这几天一直睡不好,想了许多问题。……我真怕什么时候自己不争气,离开了主席的革命航道,给革命造成损失。……小组里出了事,江青同志心里难过。她叫春桥同志和我去看了关锋、王力,开导他们……”
8月31日,周恩来再次召见外交部造反派头头及部党委成员,重申:外交大权属中央,中央授权给我,别人不能说,我管。他严厉批评那个在外交部“夺权”后代理“外交部长”一职的造反派头头:你最近到处讲话、作报告散布“打倒刘、邓、陈”的口号,你这样做等于站在对抗中央的地位!对于前一时期“炮打周恩来”的逆流,周总理毫不客气,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节外生枝,无中生有,破坏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阴谋,是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行为。他还提出,现在,国内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动,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外交工作,损害了我们的国际声誉,造成我说话都失灵了。
第二天,在北京市革命委员会扩大会议上,周恩来当着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中央文革一班人的面,尖锐指出:我知道有些人专门对我进行研究,把我历史上多少年的东西都找出来。我感谢他们,如果是“好意”给我提出来的话。现在算起来,1922年入党,46年了(注:据1985年党中央批准的中央组织部报告,周恩来入党时间确定为1921年)。这46年里是犯了不少错误,说了不少错话,写了不少错误的文章。但是,我最终是跟着毛主席走的!今天,我的工作岗位和所负责的工作总还要我本人去做,一刻不能休息,不能袖手旁观,所以,还是要干下去。现在我申明,对某些人的“帮助”我欢迎,只要他是善意的;但是,如果拿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来要挟,来煽阴风、点鬼火,搞阴谋活动,那我是坚决反对的!
在痛失“小三”(戚本禹虽留下来,已不再被重用)之后,中央文革内部发生了自“文化大革命”发动以来的最严重的危机。江青等人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虽然从骨子里势不两立,恨得咬牙切齿,但无奈毛泽东已经发了话,王力、关锋他们又闯下如此大祸。在周恩来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面前,刚刚受到重创的江青一伙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