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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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绍仪在外交活动中的极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的做法无疑和他的留学经历有关。当时的美国已是世界强国，加上当时的国际环境，列强间的外交活动日益频繁。民族主义在西方得到普遍的认同，当时的国际外交已更加凸显国家利益至上。为维护甚至获取更大的国家利益，各国不惜动用各种手段。种种国际环境和国际外交原则必然会对在美国生活了7年的唐绍仪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与那些旧式官僚形成鲜明的对比，无论是学识、见识还是胆识。
　　　　三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起用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袁世凯为达到个人夺权的目的，对清皇朝和革命军采取又拉又打的策略，派出唐绍仪为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赴上海与南方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谈判议和。他在和谈中未尽袁世凯之意，并劝袁迎遂南方之意将谈判地点设于上海，以“清廷不足保全，而共和应当推动”为自己参加议和的指导思想。唐绍仪在议和过程中坚持“拥袁共和”的方针，对南方作出了很大的让步。由于南北双方代表共同努力，终于达成了确定共和体制、优待清室、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协议。
　　　　在这次南北谈判中，孙中山成功团结争取了清政府的高官大吏唐绍仪，使其逐步走上了孙中山所指引的民主革命道路，与孙中山携手合作，促成了共和制度在中国的建立。作为袁世凯议和专使的唐绍仪少年留美时曾接受过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自唐到达上海的第二天起，和议就分明暗两条线，一是唐绍仪、伍廷芳的公开谈判，一是著名的“惜阴堂”密议。同年12月25日，孙中山归国抵沪，旋即在惜阴堂会见了唐绍仪。两人“同乡里，彼此一见，以乡音倾谈，握手称孙中山，似故交。此后不三五日而一晤，尽掏肺腑”。自此，唐绍仪的思想有了新变化，对孙主张的西方议会制表示赞成。在南北交涉过程中，孙中山表现出对唐绍仪的高度信任，唐绍仪对孙中山真心支持，在孙、袁的斗争中袒孙而疏袁，使几件关键事项，如停战、召开国民会议确立国体、优待退位的清廷等，迅速达成协议，为南北统一，清帝退位，建立共和政府奠定了基础，解决了国民必须解决的问题。也由于唐绍仪在和谈中未能尽袁世凯之意，被袁世凯中途撤销了总代表资格。袁亲自出马，以电报方式与伍廷芳交涉，并不断地对革命军施加政治、军事压力。和谈的结果是清帝退位、建立民国、孙中山临时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然而伍廷芳、唐绍仪在议和中所签署的条款已产生重要的影响，使革命党人处于较有利的地位而使袁陷于被动的地位。
　　　　袁世凯虽篡夺了革命成果，实现了其作大总统的阴谋，然而，安定局面必须选择南北双方都能接受的人物出任首届总统，而唐绍仪适当其选，是孙中山、袁世凯双方的选择。1912年3月23日，唐绍仪出任内阁总理主持所谓“同盟会中心内阁”。他认为“孙中山的思想、袁世凯的实力”，是中国统一的发展基础。一周后，唐绍仪由黄兴、蔡元培介绍，孙中山监誓，加入了同盟会。唐绍仪于1912年3月25日到南内阁，4月迁往北京。唐出任总理之初，本抱有极大的政治抱负。他挑选宋教仁、蔡元培、陈其美等同盟会骨干成员入阁、担任农林、教育、工商总长，使同盟会会员在政府中占据多数，被称为“同盟会中心内阁”。唐绍仪勤于公务，注重办事效率，使政府呈现一派新气象。
　　　　此后，唐绍仪思想转趋革命，力图按共和体制的要求去实施总理的职责，“凡事总以同盟会为向背”，极力推行民主制度，坚持实行责任内阁。如袁世凯欲借款，四国银行乘机抬高条件，提出监督财政的无理要求。孙中山认为外人“若监督财政，则应拒之”。唐绍仪坚决站在孙中山一边，称这是“亡国之征”，予以拒绝。袁世凯习性大权独揽，对唐绍仪推行责任内阁制，“事事咸恪遵约法”甚为不满，在用人、财政、遵守《临时约法》规定的总理附署权等问题上，两人的裂痕加深。唐绍仪主张“民国用人，务贵新不贵旧”，拒绝袁系赵秉钧（为内阁内务总长）私自安排北洋旧人入阁，赵竟以辞职相威胁。在筹款方面，唐绍仪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提出监督中国财政的无理要求，引起了袁世凯和财政总长及四国银行团的合伙攻击。王芝祥督直事件最终导致了唐绍仪与袁世凯分道扬镳。1912年6月初，直隶省议会选举王芝祥（适加入同盟会）为直隶都督，袁世凯不予承认，并抛开总理附署权，公布另任命令。唐绍仪见《临时约法》已遭到破坏，“彻悟袁之种种行为，存心欺骗民党”，为维护约法之权威，不做袁世凯的傀儡，唐绍仪于6月15日宣布辞职，时任总理不足3个月。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4）


　　　　此后，唐绍仪寓居上海数年，与人集资创办金星人寿保险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但他仍密切关注着政治舞台。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唐绍仪予以强烈的谴责，并拒绝袁世凯拉拢其复任北洋军阀政府总理。1915年，袁世凯复辟，唐绍仪与蔡元培、汪精卫联名致电，警告袁“取消帝制野心，并辞职以谢天下”。护国军兴起后，唐绍仪再次致电袁世凯，劝其退位。电文对袁进行了痛斥：“……近闻报悉撤销承认帝制之令，而仍总统之职。在执事之意，以为是可敷衍了事，第在天下视之，咸以为连吃道丧，为自来中外历史所无。试就真理窥测，今举国果有一笃信执事复能真践前誓，而真心拥护共和者乎？……此次举义，断非武力可解决，为执事劲敌者，盖全国人心，人心一去，万牛莫挽。此陈唯一良策，则只有请制事以毅力自退，诚以为约法上自有规定相当继承之人，亦正无俟张皇也。”此电文无疑体现了唐绍对袁世凯违背共和，复辟帝制的痛恨和捍卫共和政体决心，对袁世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1916年袁世凯病死，黎元洪继任总统，段祺瑞为内阁总理。然而，段祺瑞上台后却不愿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
　　　　《临时约法》和国会是民主共和的象征，没有《临时约法》和国会的国家算是什么共和国！唐绍仪受孙中山指示，在上海先后致电段祺瑞、张怀芝等人，催促他们尽快恢复《临时约法》，段祺瑞则通电反对。唐绍仪立刻联合社会名流伍廷芳、梁启超等联名致电责问段祺瑞：
　　　　“三年约法，绝对不能视为法律。此次宣言恢复，绝对不能视为变更。今大总统之继任及国务院之成立，均根据元年约法。一法不能两容，三年约法若为合法，则元年约法则为非法。然三年约法，不特国人均不认其为法，即今天大总统及国务院之地位，皆必先不认为法，而始能存在也。”
　　　　这则通电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段祺瑞的行为在法律上的荒谬。
　　　　6月下旬，就在南北双方争论不休之时，北洋海军第一舰队公开倒向护国军方面，这立即使段祺瑞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并感到了事态的日益严重。25日，第一舰队发表独立宣言：“今率海军将士加入护国军，以拥护今大总统，保障共和为目的。非俟恢复元年约法，国会开会，正式内阁成立后，北京海军部之命令概不承认。”在海军的影响下，原参议院和众议院的议员也纷纷发表宣言，声称非俟约法恢复，决不应召入京。
　　　　海军的独立和国会议员的宣言彻底摧毁了段祺瑞维护“袁记约法”的图谋，也使其失去了在恢复《临时约法》问题上再事拖延的余地。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段祺瑞终于放弃了不肯恢复《临时约法》和国会的顽固态度。6月29日，在段祺瑞的授意下，总统黎元洪颁发政令，宣布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定于8月1日召集国会。至此，新、旧约法之争结束，唐绍仪在这场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中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6月30日，段祺瑞出面组阁，唐绍仪被任命为外交总长。8月，国会通过了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为了振兴民国，维护共和，唐绍仪离沪北上。可是，当唐绍仪行至天津时，却受到了保守势力的攻击。
　　　　首先是督军团，“督军团”是北洋政府时期武人干政的典型之作，它的成立掀起了段祺瑞内阁组建以来北洋系军人干政的狂澜。督军团主要攻击国会中标榜民主共和的国民党及总统黎元洪。1916年9月下旬，督军团的主要骨干张勋等联名通电，反对唐绍仪入京。该电文声称“唐绍仪学识凡庸，才智猥下，除奢华外，别无所长，故不适合担任外交总长。”电文公然否定国会任命唐绍仪为外交总长的议案，气焰嚣张，无以辞达。
　　　　其次是聚集在天津的帝制余党，对素来以维护共和著称的唐绍仪也尽其排斥之能事，他们假托“直隶绅民”的名义，散发传单，对唐绍仪百般诋毁，肆意攻击。
　　　　唐绍仪对此极为愤慨，以患病为由，致电黎元洪与段祺瑞，辞去了外交总长的职务。唐绍仪在这封电文中严斥专制余孽和封建残渣，痛骂“骄兵悍将嗾使干政”，认为这将祸害民国，祸害民主，遗毒天下，流恶无尽；又历数封建渣子张勋、龙济光祸害民主，危害共和的种种罪恶，并将之昭示天下。电文还称赞为民主共和、国家进步而矢志奋斗的战士李烈钧，认为国家有负于他。唐绍仪断言，这种任由专制武人危害民国的做法，将使“烈士灰心，端人解体”，并发出了“我族何辜于天”的呼声。最后，唐绍仪希望总统能任用贤能治理国家。
　　　
第三章　唐绍仪被刺案纪实（5）


　　　　唐绍仪的去职，孙中山深为惋惜，他说：“内阁中唐少川辞职后，虽然名义上还有党人在内阁中担任总长，只怕没有多大力量，又为官僚所化，也就很难依靠了。”在孙中山的心目中，唐绍仪是一位始终为共和而奋斗的干将，他的去职，无疑会增加维护共和的难度。辞职后的唐绍仪又回到了上海，继续韬光养晦，静待历史对他的再次召唤。
　　　　四
　　　　段祺瑞出任内阁总理后，力图揽大权于一身，与总统黎元洪的权力冲突日益加剧，由此便发生了所谓“府院之争”，即总统府与国务院之争。
　　　　府院之争也反映了美日等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角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两年后，围绕中国是否参战的问题，府院之争趋向激化，举国上下议论不断。段祺瑞追随日本，并想借参战扩军之机实现他武力统一中国的野心，所以力主参战。美国害怕中国参战会使日本在中国的势力扩大，就支持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
　　　　府院争执日渐激烈，不少有识之士敦促政府请在野党领袖和政治家参与政府对参战问题的决策。后经内阁决议，决定请孙中山、唐绍仪二人入京。
　　　　唐绍仪对于参战问题的态度非常鲜明。1917年3月10日，他致电政府，申明自己反对加入协约国的主张。稍后，他虽然知道段祺瑞已决意参战，征求意见无非是故作姿态而已，但仍然郑重其事地给段祺瑞复函，明确表示反对参战。
　　　　他在复函中说：“我国加入战团，从根本上说，对于协约国本身并没有什么助益。更不能与美国参战相提并论。就是协约国本身也并没有正式要求我国参战，不过只是表示他们的希望而已。”进而他又指出：“以我国的国力加入战团，在战事进行期间，不会有什么作用，只有到停战以后开议和会议时，才能显现出参战的作用，那么我国的利益当真在议和席上吗？”他预计将来的议和会必然会被列强所把持，所以，议和会上的发言是否有效，将由这个国家的国力所决定，这是无须深论的。他还认为参战必将对国内产生影响，一旦宣战，投入漩涡，造成不安定，蒙受其害的，最终还是我国人民。民心离散，当政者以何自立？所以参战应该特别慎重。最后，他建议对于参战这样的重大国策，应尊重国会，由国会自由讨论表决，以“符合法治之义，而达宪政之途。”
　　　　在这封电文里，唐绍仪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表现了他忧国忧民的伟大品质。战后巴黎和会的结果证明，唐绍仪的推断是正确的。
　　　　5月10日，议院开会审查参战案。段祺瑞唯恐参战案不被通过，就派出招募的所谓“请愿团”、“公民团”几千人，打着陆海军人请愿团、五族公民请愿团、政学商界请愿团、北京市民请愿团等旗号包围了国会。这些形形色色的“请愿团”和“公民团”们高呼口号，向国会议员们分发传单，扬言国会“倘不通过参战案，一个议员也别想出去”，出去则“打死无赦”。据《中华新报》揭露，所谓“请愿团”和“公民团”，多系招募而来的苦力和便衣军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