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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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为军统训练刑事警察，供给全套刑事试验设备。中美特警班专设了一个刑警班，由美国特务亲自训练，二处的刑警特务大多是在中美特警班受过训练的。
这个二处对革命人士用刑时，主要采用的有老虎凳、水葫芦、踩杠子、吊杆子、竹签子种种毒刑。受过这种毒刑的革命人士，就是能够幸免于难，也要终身残废。军统审讯革命人士一开始，照例是用刑，妄图从生理上和心理上摧毁人的坚强意志。我对中共地下党员的严刑审讯，有三套恶劣的手段：一是重刑；二是诈讹；三是诱降。通过酷刑拷打和威胁利诱动摇他们的意志，如说你的上级将你出卖了，你不说不行；如说已掌握了你的全部材料，你不说不行；如说你的夫人已将你的情况全部说出来了，你不说也不行。
陈柏林和任达哉被捕后，被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用酷刑拷打了两天一夜，任不堪忍受而叛变，供出了他的领导杨清。然后令他约杨清在保安路某茶馆见面，我派二处渝组组长押同任达哉去找，转了两天的马路，于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在某茶馆将杨清抓到。我立即与陆坚如进行审讯。杨身体强壮，气宇轩昂，有革命英雄气概，问他姓名、年龄、籍贯、住址，一字不答。经用各种酷刑，他只说叫杨清，邻水人，住在过街楼某旅馆。经调查，那里根本没有这个旅馆。我用尽各种手段，审讯了一天一夜，仍毫无所得。
我怕线索中断，命特务严加看守，注意他的每一个动态。第二天早上他写了一封绝命书，说他叫杨清，邻水人，只有一个老母亲，他以身殉党，叫她不要惦记他；另外又贿赂看守特务，送一封信到志成公司，托其伙伴代为焚毁文件。不料这个特务却把信交给我，我率人立即包围了志成公司，严密搜查，查出了杨的身份及其历史，并在他卧室下查出一个大皮包，里边有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及大批《挺进报》，才知道他叫许建业，邻水人，曾在重庆和成银行及轮渡公司任会计职务，现在是志成公司会计。我一面派特务在志成公司守候，对所有来往的人，只准进不准出，抓到了刘国定等七八人，一面将该公司董事长、经理逮捕到案。接着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刘国定叛变，将地下党组织完全供了出来。
扩大破坏
扩大破坏此次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主要是叛徒出卖，否则我是一筹莫展的。
刘国定叛变后，出卖了中共四川地下党川东工委的情况；川西工委在重庆接头的地点；华蓥山武装起义被镇压后转移的情况；《挺进报》印刷及发行据点；中共重庆城区区委的情况；以及丰都、石柱、云阳、巫溪、宜昌的组织人事情况；运动内二警的情况；中共四川地下党与长江局的联系情况等等。
另外，我根据许建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材料及二三十份中共党员入党申请书的名单，又大肆进行逮捕，企图摧毁整个中共四川地下党组织。我带领叛徒刘国定来到海棠溪永生钱庄经理李量才家中，去逮捕华蓥山起义领导人陈尧楷、徐相应未获，抓到了起义领导人之一邓兴邦等，又在小巷子抓到了起义的乡长及农民等四五人；在南岸一个停工的辗米厂，发现了《挺进报》的印刷地点及其主持人陈然。我派特务去逮捕陈然，第一次扑空了，第二次找到陈然家中，陈家只有一个老母和一个妹妹，其妹夫在上海民生公司工作。这次特务们去捕陈，陈然正在收藏文件，准备跳窗逃走。特务们将他抓到，搜出《挺进报》的油印机、钢板、油墨及最后一期报纸。又在川盐银行抓到古承铄及发行据点。陈然和古承铄被抓时只有２０余岁，态度非常沉静，陈然虽显娴静而斗争非常英勇。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6）
由于叛徒的出卖，中共重庆城区区委李文祥、经济负责人王朴，以及川北中心县委的负责人都先后被抓到。根据许建业皮包内所获材料，又先后抓了兵工厂的１０余名工人。刘国定叛变之后，中共重庆市委冉益智，在北碚被捕，出卖了重庆沙磁区、北碚区、城区三部分学运及中共下川东地委组织。刘国■、涂孝文、江竹筠等人，以及重庆大学、中央工校、四川教育学院、湘辉学院等高等学校共产党员２０余人，均先后被捕，从而使万县、开县及重庆学运组织都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些被捕的共产党员中，就我接触所及，大部分党员阶级立场坚定，节操高尚，叛变投降的只有少数人，如刘国定、冉益智、涂孝文等。国民党当局为了破坏中共长江局组织，还把叛徒刘国定弄到南京，因未得要领又返送回重庆。
迫害先烈
中共地下党员不愧是用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他们为了党的利益，需要用不同的斗争方式与国民党当局进行斗争。在这方面，共产党员刘国志是最典型的一个。
刘国■是中共重庆沙磁区负责人，被叛徒刘国定出卖后，当局如获至宝，想通过他把学校的中共地下党员一网打尽，因为学运是他们最伤脑筋的。１９４７年，重庆六一大整肃，逮捕了二三百名爱国学生，也未找着中共地下党组织，所以这次把抓刘国■看作是插手学运的最好机会。刘国志原是四川一个大富户家的三少爷，后来背叛了本阶级，加入了共产党。他住在政学系张群的红人——四川建设厅厅长何北衡的家中。他大哥刘国其，是何北衡的女婿，又是四川川盐银行驻香港的经理，掌握着蒋介石的经济部部长刘航琛的对外贸易，刘航琛大半辈子贪污所得的外汇，大部分操在他的手上。侯门深似海，特务再凶再恶，也要顾虑三分。因此，我特派季缕单独深入。他乘吉普车趁早晨闯进何家，果然见到了刘国■。刘见来者不善，借口进去拿衣服，跑上楼便告诉何北衡的夫人说：“伯母，外面有人要抓我。”说罢就从后面逃走了。何太太正躺在床上，闻声而起，把两个特务臭骂了一顿，说：“你们是哪一部分的，敢到我家里来抓人，我家犯了什么法呀？”搞得他们狼狈而归。
特务回来向我报告后，我感到很恼怒，即将经过情况绘声绘色地向警备司令萧毅肃和朱绍良报告，萧毅肃听后勃然大怒说：“这还了得，将何家包围起来搜查，一定要他们交人！”我奉命照办，即将何北衡家层层包围起来，特务们入内翻箱倒柜，搜出了许多进步书籍和《挺进报》。接着我亲往搜查，把刘国■的二哥刘国铮、妹妹刘国风也找来。
过了一会儿，何北衡从成都打长途电话到西南长官公署，质问萧毅肃为什么在他家抓人，为什么包围他的公馆，语气很重。暴跳如雷的萧毅肃听了也冒了火，两个人在电话中顶撞起来，萧毅肃要何北衡到重庆来投案，朱绍良电告蒋介石和行政院长张群，检举何北衡包庇放纵共产党。同时将执行不力的特务扣押起来，搞得我几面不讨好，狼狈不堪。
刘国■逃跑了，沙磁区学运组织的线索断了，任务没完成，还惹起了一场风波。萧毅肃和何北衡闹起来了，对我不利。为了把这场风波缓和下来，我打长途电话给何北衡，一面劝他识相点，一面告诉他不要来重庆，由我尽量设法把刘国■找到。何北衡听了，就去托四川省主席王陵基、重庆市长张笃伦，向朱绍良、萧毅肃疏通，才没把事情弄僵。但经过多方搜查，仍未找到刘国志的踪迹。
正在山穷水尽之际，我布置在重庆银行潜伏的叛徒余永忠来报说，他的上级领导来电话同他联络，叫他某日某时去北碚公园碰头。我派特务带领余永忠按时到那里，抓到了中共重庆市委的冉益智，我与陆坚如立即严刑审讯，冉益智叛变，被捕的当晚就出卖了刘国■。他说刘国■及其妻子曾紫霞，已逃往荣昌其妹夫家。我派特务漆玉麟等当晚去荣昌，将刘国■、曾紫霞逮捕，解到二处，分别囚禁于白公馆和渣滓洞。
我与叶翔之、颜齐３人当晚进行审讯。刘国■的态度非常强硬，把他绑上老虎凳，仍什么也不说，我过去一面打他耳光，一面说：“你的上级都把你出卖了，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是有万贯家财的三少爷，搞什么共产党呵！你皮肉嫩，吃不了这个苦吧！”颜齐与他是沪县同乡，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也劝了一番。他坚强不屈，表示他绝不当叛徒，我就未追逼下去，准备以后慢慢进行软化。曾紫霞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在重庆大学掩护宋廉嗣出走，她以原六一社名义进行活动，特务机关倒是早有材料的。
第三章 “中美合作所”杀手徐远举的供状（7）
刘国■抓到以后，我如释重负。刘的家属怕我杀他，尽力营救，经济部长刘航琛移樽就教，登门拜访，到我家同我交朋友，希望我保全刘国■的性命，并在谈话中示意，只要我同意，可在他所在川康银行和川盐银行，随便用款，何北衡托我的妻舅张笃伦向我关说，又托军统特务头子曾晴初和皮世修在二处内部活动。接着，刘国■的大哥刘国■从香港赶回重庆，送了我一支名贵的手表，在何北衡家中宴请我，要求同其弟见一面。我想利用他哥哥来劝降，表示只要交出组织关系，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即可释放，并可以到美国去看看。他兄弟俩在我办公室见了面，刘国■劝他从家庭的利益考虑，刘国■拒绝了哥哥的劝说，没有动摇，只要求他哥哥将他家中的照片寄给他，还要了一点药品。刘国志以后就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从未释放过。逢年过节，他二哥刘国铮不断给我送来香烟、水果等礼品，我也未买他的账。
１９４９年三四月，国共和谈之时，刘航琛何北衡给西南长官公署长官张群写了一封信，要求释放刘国■，叫他到香港去。张群将原信批交给我核办，意思只要我同意就可以了，我没有同意。何北衡还偕同曾晴初到我家来说情，我以刘国■毫无转变之意为词推托了，只释放了曾紫霞一个人。刘国■于“11·27”大屠杀时被害于中美合作所。
另一个中共地下党负责人许建业，在残酷的拷打之下，那种宁死不屈的革命精神，更令人敬佩不已。许建业被捕后，不管我用多么严酷的毒刑，都动摇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从国民党和共产党２２年的斗争中，虽然我深知单靠屠杀不解决问题，可是出于我的特务本性，生怕不杀他，不能分化中共地下党组织，我怕他在监狱中组织斗争，还是把他杀害了。
许建业同在梁山抓到的一个农民起义领导人李大荣，是由朱绍良和蒋介石核准被杀的。执行前，由长官公署军法处处长王郁芳，将他们秘密用汽车从渣滓洞看守所提解进城，在长官公署公开开庭判决，然后由二处押至大坪刑场执行的。
扑灭起义
华蓥山位居四川中部，从合川起连接武胜、广安、大竹、邻水、长寿一带。这里的人民因不堪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早就酝酿起义，因此被国民党视为眼中钉，指为“匪区”。从西南长官公署成立到四川解放前夕，只有４年的时间，国民党就先后４次派兵镇压。这４次大屠杀，我都参与或主持其事。
第一次是１９４６年夏天，由第十四军军长罗广文率部前往“清剿”，屠杀的人数以千计。
第二次是１９４７年冬，共产党员陈尧楷、陈相应等在大竹、邻水起义，达县、垫江、梁山各县农民纷纷响应，西南长官公署派整编第七十九师一个整编旅前往进剿，在大竹的杨通庙、张家场将起义军打散，搜到了许多标语、传单和文件，杀了一些参加起义的乡长和农民。
第三次屠杀是在１９４８年夏，完全是由我主持的。由于重庆、广安、岳池中共地下党组织先后遭到破坏，爆发了“岳武”起义，由共产党员张蜀骏、王屏藩在岳池、武胜两县率领３０００农民起义，向岳池县猛扑，将南充保安队击溃，当场击毙南充警察局局长，震动了成都、重庆。当时，整编第七十九军已调往陕西，重庆连一支正规部队也没有，受到很大威胁，乃星夜赶调驻万县的暂七旅一个新兵营、内政部第二警察总队一个支队，以及长官公署的警卫团组成“清剿”部队，派内二警总队长彭斌为指挥官，二处副处长杨元森为副指挥官，用分进合击战术，向岳武地区进剿。另外，王陵基还调来两个保安团参加“协剿”。为了搜查中共地下党，我派大批特务组织成“识别队”、“搜索队”、“情报组”，随同杨元森前往岳池、广安、渠县一带做起义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破坏中共地下党的统一战线，把当地的地方势力争取过来，使起义军陷入孤立，很快遭到失败。这次，“进剿”，俘虏了起义军３００多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