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冷血热(Ⅰ-Ⅱ2部全)-第1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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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搞掉这架飞机最好了,可机场戒备森严,对飞机这东西什么脾性也不晓得,难以下手。
轻车熟路的第一仗,是在大青沟通往驼腰子的路上伏击给金矿运给养的车队,枪一响押车的敌人就跑了。只有三马车吃穿用物,官兵们觉得不过瘾,日伪当局可不这么看。这出金子的地方,大小也是“满洲国”的一个钱袋子,出事儿还了得吗?依桦勃三县敌人立即赶来“讨伐”。季青带着8团迎着敌人转移,看着敌人乘车的、步行的,一队队从山下过去,官兵们都说主任这一招儿挺灵。
3师交通员在山里救了个快饿死的人,一口天津腔。日本人在天津招了800多劳工,闷罐车拉到虎林县黑咀子打山洞,吃“满洲馒头”,干牛马活,已经死了200多人,逃出来的,人生地不熟,有的又被抓回去了,有的在山里迷路饿死了,或者被野兽吃了。
当时,季青并不知道什么“东方马其诺”,但他知道鬼子在虎林中苏边境地区搞军事工程,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工程,选择这种地方动手,影响自然非同寻常。
8月下旬,季青拟定了作战计划,召集5军9团和7军补充团的连以上干部开会,决定抽调30多精干人员组成突击队,9团团长刘学悦为队长。15人为警卫组,到位后展开警戒,撤出时随后掩护。10人为营救组,分头进入工棚宣传,引导工人撤离。5人为突击组,负责砸开仓库,营救组即带工人扛东西,能扛多少扛多少。
一切都像预想的一样。
近400劳工,几乎都上队了。举目无亲,回天津那么容易?想不收留都难。
季青让补充团先挑,随便挑。补充团只挑了几个年轻力壮的,9团一下子扩大3倍多。这在1938年后,简直就是奇迹了。回宝清在山里见到人,一听都是天津腔,就说这么多关里人呀,关里出兵了?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特点,一是时间长,不分季节连轴转,一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二是招降纳叛,进行“谋略讨伐”,像1938年3月,利用汤原县委两个叛徒提供的线索,逮捕360多名党员和抗日群众,北满、吉东两省委所属7个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三是像野副“大讨伐”一样,分区包围,“匪民分离”,把抗联挤压进山林,然后“踩踏”、“梳篦”,穷搜山林,不能打死,也把你饿死、冻死。
伪三江省有十多个县,鬼子4师团也未全部调来,当然需要大量伪军了,其中还有陆续调来的几个团的伪兴安军。
王云庆老人说,兴安军是骑兵,清一色马刀马枪蒙古马,马好骑术也好,正儿八经的骑兵。7军也有骑兵,少数算得上骑兵,多数是像我这样的,今天有马是骑兵,明天马没了就是步兵。那马大都是拉车种地的马,七长八短,有鞍子没鞍子的,三八枪、连珠枪也不是骑马打仗的家什,反正就是骑着,断粮了还是活给养。兴安军见了我们这样的骑兵就笑,我们就跑,一跑就吃亏。人家人多马也快,你能跑过他吗?后来就不跑了,打。骑兵目标大,好打。咱们下马就灵快了,他们没马就完蛋了,打倒几匹就往回跑了。
单立志老人说,1938年冬天,在宝清县柳条沟,5军3师和我们7军3师,一个师把住一道山梁,派个骑兵排把兴安军一个连引进沟里,100来号人马全打那儿了,一半当了俘虏。打扫战场,有几个战士把俘虏按在雪地上扒裤子,拿着刀,说把这帮畜生劁了,俘虏杀猪似的叫唤。我赶紧制止,师团领导也跑过来,命令把俘虏放了。
老人说,兴安军野蛮,抓住抗联就杀,用马刀砍脑袋,还糟蹋妇女,还问你还杀不杀鞑子了。老百姓听说兴安军来了,大冬天女的抱着吃奶的孩子往山里跑。日本鬼子挑拨离间,制造民族矛盾、仇恨,一些鄂伦春人被收买、欺骗、利用,也打抗联。帮助抗联的也不少,抗联也有鄂伦春和蒙古族人。跟俘虏讲明白,放回去就替咱们宣传了,说抗联不是胡子,人家是打日本子的。再和兴安军打仗,就跟过去不大一样了。
曹曙焰老人说,宝清县贾六屯有个郑百家长,原来跟咱们挺好,归屯后不行了。有人局势变了,翻脸不认人,这个人心里还向着咱们,就是胆小。地下关系找到他,软硬兼施,他答应给弄几担包米。“围子”不大,对上暗号,连长带几个人先进去摸摸情况,我带人在壕沟外等着。那天晚上,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约莫半袋烟工夫也进去了。郑百家长院门半开着,黑灯瞎火,什么动静也没有。原来连长他们走错了地方,也多亏走错了地方,敌人已经把郑百家长一家人看了起来,张网等上了。周围都是枪口,敌人想等我们都进去再开火,不然早把我打成筛子了。这时外边有脚步声,是连长他们找过来了。我转身想把他们迎回去,刚出院门枪响了,连长他们一下子倒下俩,包括连长。我大喊撤、快撤,一支匣子枪封住院门,掩护他们架着伤员往外跑,外边的人也冲进来接应。枪声炒豆似的,子弹悠儿悠儿地在耳边飞。我的公文包,什么时候一甩悠的工夫,穿了3个眼儿。前后不过十来分钟,死上十几回、几十回都够了,硬是没伤着。好在“围子”门叫咱们控制了。我那匹马被打死了。一个任班长喊着指导员、指导员,我上去抓住马镫子,他伸手拽我上马,一颗子弹从左后肩钻进去,从右肩胛骨上边钻出来,把我撂倒了。他下马拉我,我把公文包摘给他,让他快走。敌人已经冲出“围子”门了,我还有满满一槽子子弹,一个长射把敌人打趴下,看那人影又要爬起来,再一个点射把他们按那儿。子弹打光了,我连滚带爬钻进树棵子里,还真就躲过去了。
王云庆老人说,1938年夏天,在虎林县五甲,我跟指导员魏风关筹粮,叫警察狗子堵在个窝棚里。机关枪架在树棵子里,也就20来米远。他说你冲,我掩护,我说你冲,我掩护。他急眼了,说小屁孩,你敢抗拒命令?两颗手榴弹,他那颗响了,我那颗也出手了。我冲出来了,他没出来。他要把那颗手榴弹给自己留着,也不一定能死呀?
老人说,吉东管打仗叫“活动活动”,北满叫“搞影响”。那时不“活动”不行,没“影响”不说,也没吃的。那时打仗,差不多都跟粮食有关。饭在锅里咕嘟咕嘟冒热气儿,那个香啊,可吃着吃着,泪水就下来了。
1937年3月,通(化)辑(安)铁路通化至老岭段开始动工。通辑铁路修好后,北接吉(林)海(龙)铁路,南连纵贯朝鲜半岛的平壤至满铺的铁路,这样除了安(东)奉(天)铁路外,就有了第二条从东北经朝鲜到日本的通道,“满洲国”与日本自然就绑得更紧了。
1938年3月13日黄昏,杨靖宇指挥1军500多人,分头袭击老岭隧道西口工地和十一道沟发电所和十二道沟供应仓库。事前派官兵扮劳工混入工地,打响后一起动手,担任警戒的日伪军招架不住,逃进隧道。此战毙伤俘敌10余人,除将粮食、弹药运走外,有关工程设施、设备、材料大都焚毁,停工两个多月。
6月19日夜,杨靖宇指挥1军教导队和2师一部,依然兵分三路,同时袭击通辑铁路的阳岔工程分区等多处工地,毙伤俘敌近百人,焚毁各种设施、设备、材料,使敌直接损失达20万日元,哀叹“6月19日是通辑线建设史上用血染红的最悲惨的日子”。
24日夜,又袭击了土口子隧道工程。
据伪军政部顾问部1936年编印的《满洲共产匪の研究》统计,哈尔滨铁路局管内铁路,1935年前9个月间,被“袭击车站、列车、汽车”15次,“阻碍运营、破坏线路设备”49次,“工作人员的死伤被绑架”24次,“和其他合计”126次,差不多两天即被袭击一次。
以上主要发生在(哈尔)滨绥(芬河)、拉(法)(哈尔)滨两条铁路线,主要为3军哈东时期所为。而从成高子颠覆军列开始,铁路就是重点袭击目标之一,抗联各军师团少有没袭击过铁路的,有的则将其视为家常便饭,成了拿手好戏。
关东宪兵司令部编的《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中说,1940年,2军总部警卫队30人,在代理政委姜信泰(原文说是“队长姜信一”)率领下,“八月十八日第一次炸毁图佳线(图们—佳木斯)铁桥(虎林—佛岭间铁桥)。(2)八月二十五日炸毁图佳线铁桥(追分—弥荣间)。(3)九月二十九日第三次炸毁图佳线铁路(追分—弥荣间),专门指向破坏铁路”。
在本书叙述的那个时代,铁路除了军事价值,是经济、交通命脉外,还是信息传播渠道,非常敏感的政治神经。今天这儿桥梁炸了,明天那儿铁轨扒了,或者火车、车站、守备队被袭击,三更半夜,电话铃动不动就催命般响起来,而且这消息顺着铁道线传得又快又远。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兵力不断增加,年底达3个师团。1932年翻番为6个师团,1933年至1936年保持5个师团,1937年7个,1938年9个,1939年11个,1940年12个。1941年夏“关特演”期间,兵力达70多万,号称百万。此外,还有独立守备队、国境守备队,以及其他兵种部队。
当年和今天,都有人谈到东北抗联牵制了关东军多少兵力。
据关东军参谋部统计,1936年,仅日军“讨伐”作战即达1890余次。如果每次出动按10至50人计算,配以大量伪军,这是个什么数字?这一年并无“大讨伐”,10月在东边道开始的,又是所谓的“独立大讨伐”。就是说,这一年关东军的作战次数、出动兵力,不是最多的。
每年直接、间接用于“讨伐”的兵力是多少?野副“大讨伐”,三江“特别大讨伐”,直接、间接投入兵力又是多少?抗联各个时期牵制的关东军兵力,是不是应该这样计算?像抗联究竟消灭了多少鬼子一样,今天我们要把这些数字搞得比较清楚,是不是很难,甚至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在尽力避免孤注一掷和避免根本瓦解条件下,继续和日贼拼斗,始终不让日贼安枕席,或多或少总是能够尽其破坏牵制与扰害日贼,使之不能顺利无阻的侵略我内地。
1938年11月2日,《周保中关于满洲党的工作情况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信》中的这段话,应该说是比较贴切地道出了东北抗联在中国抗战,乃至在这场人类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
抗联没有、也不可能组织发动大规模的战役,就是表演拿手好戏游击战。十几个人一伙,几十个人一队,偷袭、伏击,神出鬼没,遍地开花。有时也集中几百上千兵力攻打县城,打完了再化整为零,到处出击。这种战法难得一时的轰动效应,却能以数量积累质量,不断消耗侵略者的兵力、财力,“不让日贼安枕席”。
“必须死死的绊住日贼的手脚”,实际并未绊住,也不可能绊住。关东军最终并未北进苏联,那也不是抗联绊住的。抗联没有这样的实力,但它确实一直在绊着日贼的手脚。七七事变前在绊着,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在绊着,那之后也在绊着。
关东军的“治安第一主义”持续了近10年光景,就是最实际最有力的证明。
就算最后把抗联逼入苏联的、“宁使农村破产也要把匪民分离工作贯彻到底”的“集团部落”,又耗费了日伪当局多少财力、物力,又是一种怎样的牵绊?
“凯歌之声”
1938年12月2日,《周保中为争取一九三九年抗战胜利给依、方地区战士信》中说:
南满第一路军的活跃和发展,突破日贼辽东辽西的进攻,而与我国军第八路军游击军及挺进军(马占山部)取得直接连(联)络。
12月24日,《柴世荣、关书范给周保中的信》中说:
自战争开始以来,日军开到中国者三百八十万,死伤将近三百万,主要战舰航空母舰二只被击沉。日军损(失)最严重者,首先即是今年五月徐州大战二月有余,中国军退怯(却)水淹徐州城,日军三十万皆为鱼食无一生还。其次九江之战,日军死伤又不下三十万。最惊天动地剥(博)得外人钦佩者,即最近汉口大战,日军六十万皆成炸弹地雷之骨灰,汉口被日军占领仅数日,宣(旋)又被中国军夺回。
又云第八路军前方部队已到热河××庙。意大利徐州之战曾参加十五万援助日军,被中国军活捉甚多。十数月来战争,中国精锐国防军并未参战。现在已下总动员命令,全国各路军开始反攻,精锐部队已开始动员。
1939年1月21日,《高禹民关于工作和生产事给陈芳均同志信》中说:
关内战争我伟大的中华民族节节胜利,山东沂州已被我军夺回,广东困住日贼十三万,武汉是空城,双方对持(峙),日贼未敢进入,中国战费已有充足准备,能够和日贼作战二十年之用,日贼财政之不足,经济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