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第34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四、科学是与高等学校联系在一起的，唯有通过学术研究科学交流以及对整体世界的反思，才能培养出最优秀的人才。大学要学的不是材料本身，而是对材料的理解。唯有这样，才能形成他独立的判断力以及他的个性，然后，他才能达到自由技艺和力量的境界。
五、高校的生存条件是孤寂和自由，这就是坐冷板凳和学术自由，国家必须保护科学的自由，在科学中永无权威可言。
对此，甚至连皇帝威廉三世也说：“大学是科学工作无所不包的广阔天地，科学无权威，科学自由。”
这个传奇性的人物，在德国几乎肩负了卢梭与狄德罗的双重任务，他精辟得无可比拟地阐述了科学精神的价值。据此，我们才能理解为何这个温文尔雅的人能在16个月改变整个世界文明的形态。支撑这16个月成功改革的是洪堡从青年起就树立起的理想主义情怀，一种从精神上启蒙德国民众的观念。正如其传记作家彼得·贝位格所说：“（教育改革）不是突然冒出来的，而是早在计划之前就已做好准备，教育改革不是洪堡的绝招，不是他的灵感或惊人之举。他是把早已形成的思想、把一般的趋势加以具体化来实现改革的；这种改革不是变魔术，而是收获……”
遗失的想象力
一
“清华园有趣的人物真多。但其中最有趣的，要算陈寅恪先生了。你们中谁有好奇心的，可以在秋末冬初的一天，先找一找功课表上‘唐诗校释’或‘佛经翻译文学’等科目的钟点，然后站在三院教室前的过道上等一等。上课铃响后，你们将看见一位里面穿着皮袍，外面罩以蓝布大褂青布马褂，头上戴着一顶两旁有遮耳的皮帽，腿上着棉裤，足下蹬着棉鞋，右手抱着一个蓝布大包袱，走路一高一下，相貌稀奇古怪的纯粹国货式的老先生从对面走行来，这就是陈寅恪先生。”
这是1934年出版的《清华暑期周刊·教授印象记》的有关陈寅恪的一段趣味盎然的文字。此时的清华，有关教授的故事在校园内广为流传，在某种程度上，那些学问大家的自身性格魅力要比课程本身更加引人注目。这似乎也是当时大学获取巨大进步的一个侧面表现——校园传奇的流行证明了校园学术气氛的自由与师生发达的想象力。几十年后，这些当年老清华、老北大、老南开、老浙大的故事经过历史自然的洗涤后，散发出更令人神往的味道。我们惊异于原来大学是可以这么好玩，在校园里的师生原来可以如此特立独行地生活，师生之间除了上课之外，还可以在生活中进人广泛地交流。“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这正是英国教育学家怀特海所认为大学教育的最大作用。
这位喜欢和他的学生罗素一起辩论的人，在《教育的目的》中写道：“大学存在的理由在于：它联合青年人和老年人共同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以保持知识和火热的生活之间的关系。大学传授知识，但它是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一所大学若做不到这一点，它就没有理由存在下去。充满活力的气氛产生于富有想象力的思考和知识的改造。”
此时的怀特海正在哈佛大学任教，而哈佛无疑正具有他所推崇的“想象力”。我们在李普曼的遭遇中深切地感知到。1908年正在哈佛读二年级的李普曼因为不断在校刊上发表出色的文章而受到注意。这年秋天的一个早晨，19岁的李普曼听到有人敲他的房门，他打开门发现一位银须白发的老人站在他面前。这是哈佛最著名名的导师——哲学家威廉·詹姆斯，他非常欣赏李普曼在校刊上的文章，想用这种特别的方式来祝贺这个前途远大的年轻人。这个被全体哈佛人敬仰的老人说道：“我想我还是顺路来看看，告诉你我是多么欣赏你写的关于温德尔的文章。”从此之后，大学二年级学生李普曼成了詹姆斯家里的固定客人。每周四上午11点，他和这对夫妇一起喝茶。他们趣味横生的谈话涉及政治、社会、伦理宗教等各个领域。和这样的智者谈话让李普曼获得了极大的鼓励与精神上的收益，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这（与詹姆斯的谈话）是我在哈佛的生活中最了不起的事情。”
傅斯年与罗家伦也有类似经验。1918年，胡适早因“文学革命的种种主张”名满天下，而在北大，他对中国哲学史的新解也赢得学生的尊重。傅斯年与罗家伦是胡适家中的常客，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问题。刚开始时，由于不熟悉，两个学生还“客客气气地向胡教授请教”，到后来，隔阂感消除，师生之间的讨论就变成所谓“最肆无忌惮”的了。这段经历给当时的傅斯年等人带来了相当大的影响，后来他们创办《新潮》杂志也是受此启发，他们和胡适保持了终生的友谊。而傅斯年在出任台湾大学校长时，始终保持着与学生之间的密切联系，常到学生宿舍聊天，而校长室更是开放的，学生随时可以去找他。这令人想起北大的马寅初校长，对学生讲话时最常用的自称是“兄弟”，这个著名的经济学家，似乎从来都把自己与学生看作平等的交流对象，甚至可以一起喝酒骂人。
谢泳在一篇谈及西南联大的文章中，引述过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的一段回忆。王浩把那段时间称作“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因为“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纪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品格和常识不同，相互间也会有不快……做人与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师的错误，教师却因此对这个学生更加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
二
在这些老大的故事中，师生之间的奇妙而亲切的关系除了让人感动，更让人感慨。清华校长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暗藏的意思是，除了大师的学术影响了大学的研究水平，其个人魅力更给大学带来可能更加重要的无形气质，他们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学风。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学发展的历史之中，就会发现怀特海所谓的“联合青年人与老年人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有着多么持久辉煌的传统。
最初的大学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时，它是仿照手工艺人协会“基尔特”（gilds）的方式组成的老师与学生的团体，它的目的是相互帮助与保护。而世界第一所大学波隆那大学的诞生除了与波隆那在欧洲的卓越地位有关，还与一位叫欧内乌斯的伟大法学教师的出现有关。欧内乌斯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同时他更是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魅力四射的才华横溢者，他的讲课对学生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吸引力，也因此波隆那大学是以法学而著称。
如果把时间再上推1000年，我们会发现这种精神源于苏格拉底。这个喜欢在希腊城到处闲逛的穿长袍的老年人，是希腊那些好学的青年的精神导师。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看到这个学识渊博同时又保持着孩子般透明心灵的老人，是如何被青年爱戴。结果，他被宣判死刑的原因包括“毒害青少年”。
当柏林的现代大学建立后，科学研究被提到了至少与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科研的位置高于教学。尽管，洪堡对于教师科研能力的要求甚至高于教学，但是这不意味着大学教师就应该丧失掉那种对学生的影响力。在柏林大学，尽管有些出色的科研教授不善于讲课，但是他们本身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对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热忱与感召力是不一定通过漂亮的言语表达的，它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柏林大学的史学巨擘兰克正是这样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后来的史学家基则布勒喜在老师去世后写道：“他把我们这些最亲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聚集在他的身旁，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近观察这位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教养、迅速抓住要点的本领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们对他的敬佩。当他成功地揭穿一个虚假的传说时，或者以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他常常会欣然大笑。正当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于各个较大的学术团体时，我和他结成了亲密的相识，并觉得自己紧紧被他吸引。当时他正处在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他的一举一动充满着活力与热忱。”
三
怀特海认为，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两种作用，大学在15世纪谷腾堡发明印刷术后，就可以关门了——新技术提供了学习的手段。因此，“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成为大学延续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使知识广泛传播的印刷术出现后，大学反而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
那么今天呢，研究越来越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大学教育越来越像一个批发知识的场所，越来越缺乏趣味性与想象力。德国人布贝尔在看到战后世界的大学迅速向工厂化倾斜时，呼吁“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样导致学生成为学习的奴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才是教育的真谛。他在《关于教育的谈话》中认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由接触，才是最优良的方式。他甚至重新定义教育为“通过某一人格选择世界，并在他身上产生作用的过程”。显然，教师成了选择世界的领路人。同为存在主义流派的雅斯贝尔斯也热烈地呼应着这种对话式的教育方式，“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而大学生总是潜心地寻找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是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他们便会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在这些深刻地忧虑着人被社会与技术异化的哲学家那里，热情、思想自由的教师成了拯救年幼心灵，并把他带入健康状态的最佳人选。
对于知识经济的欢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大学成为社会经济的轴心，大学的｛｝研究机｛〃炫〃｝挘П簧希ㄊ椤ǎ骄裕ㄍǎ持蔚匚唬蛭枰欢咸峁┥缁嵝枨蟮男录际醴⒚鳌Ｓ谑牵谡飧鍪兰湍颐欠⑾植还艽佣交故堑轿鞣剑约际跹芯考さ睦砉た拼笱е鸾ヌ娲匀宋募壑荡菸鞯淖酆闲源笱АＫ固垢！IT、英国皇家工艺学院在英美的跃升、牛津大学的衰落正是其结果。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忽略“教育”本身的意义，我们的大学过多地为经济而服务，而忽视了教育的主题。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认为，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他甚至夸张地说：“大学如果是为了研究而存在，我真不明白，要这些学生干什么？”尽管纽曼的理念似乎已被现实冲击得有点可笑，但是，他对于教育本身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他也同样推崇于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度，年迈睿智的教授与青年学子共聚一堂的切磋学识。20世纪中上叶的哈佛校长罗威尔也是这种“想象力的教育”观念的支持者，如同埃利奥特的选课制一样，他从英国引进的“院屋制”也是哈佛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举措。当时的哈佛在河畔建立了七个乔治亚式的院屋，每个院屋规定分给350至400个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居住。院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学，但却是一个不拘形式老幼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在每个院屋内的建筑都极其精致雅观，罗威尔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构造一种无形的心智上与文化上的交流。
显然，“想象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里面遗失，大学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要么被“研究制度”所摧毁，要么就是被网络革命所摧毁。当然，在那些传统依旧强烈的大学，尤其是著名的大学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保持这种“想象力”的斗争，乐观派与悲观派都在为自己呐喊。
“30年后，现在的大学校园将沦为一片废墟……”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7年的《福布斯》杂志上耸人听闻地写道。这位知识社会的最先倡导者之一，把大学视为未来网络空间中的一个庞大、笨重而且不合时宜的中世纪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而未来，通信科技将扮演大学曾经的角色。
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千年内经过了三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3世纪，当时欧洲的城市开始兴起，哥特式建筑成为城市的标志，教会成为文化的载体，亚里士多德成为智慧的源泉。也在此时，城市大学开始产生，意大利的波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其中的先驱。此时的大学主要教授神学，为教会服务。
第二次变革产生于18世纪前后。1776年，瓦特改进了一种新型蒸汽机，贵族亚当·斯密则发表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