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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

生与死的对抗-第3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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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婚、恋爱、送礼、遗产、授产之类在他们头脑里都绝不存在;在他们的语言中也没有表达这类事情的词语。年轻夫妻的相识和结合,都仅仅因为他们父母和朋友的决定——这是他们每天都看着发生的事,而他们也把这视为理性动物的一种必然的行为。”

    [23]如果说慧駰代表着对人类生殖功能和生殖制度的一种批评,那么耶胡就代表了对肛门功能的一种批评。

    耶胡代表了人类兽性的自然内核;但斯威夫特的想象和格列佛赎罪心理的实质乃是认识到西欧的文明人不仅仍是耶胡,而且比耶胡更坏——“是一类凑巧得到了一点理性的动物,他(指慧駰,下同。——译注)想不通这是由于什么机缘。然而理性对我们却毫无用处,却只是助长了我们天性的腐败堕落,并且使我们感染上造物本没有赋予我们的坏习性。”此外,耶胡的本质在于肮脏,这种肮脏不是使它们区别于西欧人,而是使它们区别于所有其他动物:“使他感到奇怪的另一件事是耶胡对污秽肮脏有奇怪的嗜好,而所有其他动物则似乎对清洁有天然的爱好。”

    耶胡在生理上具有一种极度的恶臭——“那臭气大概介于黄鼠狼和狐狸的气味之间”

    ——它在交配季节更为强烈,对于公耶胡是一种有力的诱惑。格列佛在回到英格兰之后还仍然感觉到人类身上的臭味:“第一年里我不能忍受我的妻子或孩子呆在我跟前,他们的那种气味简直让人受不了。”当他上街的时候,他要“用芸香、薰衣草和烟草紧紧塞住鼻子”。耶胡吃东西的习惯也同样不洁:“没有什么比耶胡不分青红皂白任何东西都吃的习惯更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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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厌恶了,它们遇见什么就吞下什么,无论是草、根、浆果还是腐败的兽肉,或者把杂七杂八的东西搅在一起吃下去。“

    但是,耶胡和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它们对自己的排泄物的态度。对耶胡来说排泄物并不仅仅是些废物,而且是自我表现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种态度从幼年期就开始了:“当我用手抓住那个小坏蛋时,它排泄出一种又黄又稀的污秽东西,把我的衣服全弄脏了。”这种态度持续到成年期:“有几个该死的这类畜牲抓住背后的树枝,跳到树上,从那里把粪便拉到我的头上。”

    这也是耶胡的仪式的组成部分,象征着社会的更迭:当耶胡群的老首领被撤职的时候,“它的继任者就率领着那个地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的耶胡一齐前来大小便,弄得它从头到脚都是屎尿。”因此,在耶胡的社会领属系统中,“这个首领总有一个与它本身尽量类似的宠儿,它的差事就是舔主人的脚和屁股,并把母耶胡赶到主人的窝里去。”

    格列佛在返回英格兰之后还仍然认为人这种动物区别于其他动物就在于具有特别的排泄性,所以他和自己的马夫呆在一起就觉得摆脱了人类的那种难受的臭气:“因为我嗅到他从马厩里沾上的气味就感到精神振奋。”

    斯威夫特并不像赫胥黎所说的憎恨人有五脏六腑,而只是憎恨人类使用它们的方式。

    [24]

    对人类排泄天性所作的这种可怕的描绘,是理解《格列佛游记》的一个巨大的障碍——昆塔拉说它是审美上的一次失误,是拙劣的哗众取宠;米德尔顿。默里说它是对人类谬加毁谤:“因为即使我们竭尽想象之能事来对人类进行剔刮剥离,也不会得到耶胡这种东西。我们大概会找到它的残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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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凶恶,但我们绝不会找到它的污秽和肮脏。那是人性的一种毫无道理的堕落;不是一种赞扬,而是骇人听闻的攻击。“

    [25]

    可是,如果我们不是用隐蔽在昆塔拉和默里的苛责背后的那些助长人类自傲心理的老一套自鸣得意的偏见,而是用精神分析无情的睿智来衡量斯威夫特是否说得正确,那么,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关于耶胡的排泄幻象与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在人类文化形成中广泛作用的学说实质上是相同的。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人在婴儿期要经历一个阶段——肛门阶段——其结果则是里比多即身体的生命能量集中在肛门区域内。婴儿的肛门性欲阶段采取的基本形式是在肛门产物之上附加象征意义。这些象征性等同方式的结果,则是肛门产物对于孩子来说获得了作为其自己的孩子或创造物的意义——他可以用它在游戏中得到自恋快感,或者从别人那里得到爱(以粪便为礼物)

    ,或者向他人表明独立(以粪便为财产)

    ,或者对他人施行侵犯(以粪便为武器)。这样,社会行为中的某些最重要的范畴(游戏、礼物、财产、武器)就从婴儿性欲的肛门阶段中产生了,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绝没有失去与这一阶段的联系。当婴儿性欲达到其灾难性的终结时,非身体性的文化事物承袭了本来附着于肛门产物的象征意义,不过只是作为第二好的替代物来取代原来的东西(升华作用)。因此升华是象征的象征。财产的范畴并不只是简单地由粪便转移为金钱;相反,金钱就是粪便,因为肛门性欲在潜意识中继续存在着。

    肛门性欲并没有被戒除和摒弃,而是被压抑了。

    [26]

    精神分析学中主要的含混不清的地方包括如下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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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比多的婴儿前生殖器时期的机制,包括肛门机制,是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我们在本书其他地方业已采取的立场是,它们并不是由生物学因素决定的,而是被人的自我(ego)

    建构的;更确切地说它们代表着人的身体的畸变,而这正是人的自我。如果情况真是这样,那么精神分析学和斯威夫特的论点不谋而合,即肛门性欲——用斯威夫特的语言来说是“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

    ——就特别是人类的特权;另一方面,精神分析学又与斯威夫特有所分歧,按照他的意思,那种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在生物学上是既定的。这也就是说,斯威夫特不给耶胡任何“一点理性”

    ,并且把耶胡转变为西欧文明人仅仅归因为理性,这是错误的。如果肛门机制是由人的自我建构的,那么,“对污秽肮脏的奇怪嗜好”就是人。

    类理性的一种原始的或婴儿期的表现。斯威夫特也先于弗洛伊德对肛门性欲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联系作出了强调,耶胡的污秽首先表现为以排泄物实行侵犯:精神分析理论也强调肛门机制与人的侵犯行为之间的内在联系,以至于将婴儿期性行为的这一阶段称为肛门-施虐阶段。挑衅、统治、权力意志这些人类理性的属性首先是在排泄物的象征性操作中发展起来的,又在对排泄物的象征性替代物进行象征性操作中永恒化了。

    精神分析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依赖于它关于升华作用的理论。假如金钱之类并不是粪便,那也就没有多少理由去假定人对于排泄物怀有奇特的迷恋。同样的道理,假如斯威夫特没有同时也预见到升华理论,那就很难理解他怎么会预见到关于肛门性欲的理论。然而斯威夫特确实是预见到了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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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华作用的理论。发现这一点的功绩应当归于威廉。燕卜逊(WilamEmpson)。

    燕卜逊在谈到《桶的故事》及其附录《精神的机械作用》(TheMecha-nicalOperationoftheSpirit)

    时这样写道:[27]

    在斯威夫特的这个可怕的事例中,也由于同样的机制,表明了他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一种怀疑,而不是读者的意识。

    “每一件精神性的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有一个粗俗而令人厌恶的模仿物,与它十分相似,并有相同的名称。

    只有作坚持不懈的鉴别才能区分它们。“

    他为此提出了一整套猥亵的双关语,试图简化这种鉴别工作。他有意识的目的是要反对基督教改革者们的灵光说(InerLight)

    ,捍卫英国国教;而其效果则只有精神分析学家才能给予全部赞赏。在他的表述中搀杂着他(令人信以为真的)佯作相信而实则嘲讽的东西,亦即引起他厌恶的根源,那就是“每件精神性事物实际上是物质性的,霍布斯和科学家们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有的宗教实际上都是一种性变态”。

    根据燕卜逊的看法,斯威夫特产生厌恶的根源在于发现在高级事物和低级事物、精神性事物和物质性事物之间存在相互关系,这就是精神分析学所说的升华。斯威夫特发现了升华学说,是把它当作对宗教——尤其是宗教狂热——进行心理分析的一种新方法。他的新方法把宗教狂热视为他所说的“精神的机械作用”的结果。一开始他就把他的宗教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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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和传统的自然主义心理学区别开来,后者把宗教狂热当作“自然原因的产物,强有力的想象、怒气、激愤、恐惧、悲伤、痛苦以及类似情绪的结果”。

    如果你想给斯威夫特的宗教心理学安上一个特定的名称,那就只能叫做精神分析学。他的第一个步骤是把宗教狂热定义为“使灵魂或其官能超越物质的一种提升”。然后,斯威夫特进而提出“感官的败坏即为精神的产生”这一基本主张。斯威夫特所说的感官的败坏意味着压抑,这从他的解释中可以看得很清楚:[28]

    因为人身上的感官是通往理性的要塞的许多道路,在这一作用过程中它被整个地阻塞起来了。因此必须采取一切努力,或者是转移、蒙蔽、愚弄、灌醉和哄骗感官,再不然就把它们挤出据点;当它们缺席的时候,或者被弄来互相打内战的时候,精神就趁虚而入,履行其职责了。

    压抑是升华作用的原因这一学说,在斯威夫特为“精神的机械作用”所建立的类比关系中生动地暗示出来了:[29]

    在我们的祖先塞西亚人(Scythians)中有一个民族叫做“长头人”。它最先是因为接生婆和保姆们捏弄、挤压和拉扯婴儿脑袋的习惯而产生的;通过这种方法,自然形态的一个通道被关闭,将会被迫寻找另一个通道。

    于是它在上面找到空间,向上长成圆锥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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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威夫特不仅断言精神是通过身体的感官性被压抑而产生的,而且正如塞西亚长头人的类比所暗示的,他也断言了升华作用的基本结构是——用精神分析的惯用语来说——从下层向上层的移置。从下往上的移置,赋予身体的上部区域和下部区域以一种象征性的同一,这就是斯威夫特对清教徒崇拜大耳朵所作的解释:耳朵乃是象征性的阴茎。根据精神分析学,将生殖器功能移置向另一器官是转变性歇斯底里(conversionhysteria)的基本模式。

    “转变性歇斯底里将身体的那些征象明显的部分生殖器化。”

    例如,处女的脸红就是转变性歇斯底里的一个轻微病例,也就是说是整个头部的轻微的竖立。

    [30]根据斯威夫特对清教徒的分析,“大的比例不仅被看作人的外部的一种美饰,也被视为内在优美的标志,此外,自然主义者也坚持认为,如果在身体的高级区域有些部分突。。

    出隆起,例如耳朵和鼻子,那么在低级区域也一定同样如此。“。。

    因此斯威夫特说,虔诚的女教徒们“也就把那个器官所有这类特别的膨大看作热情的突起部,或者精神的赘生物”

    ,并且“希望孕育一个符合这种期望的后代”。

    [31]沿着这条道路斯威夫特抵达了弗洛伊德关于人性中最高部分和最低部分具有同一性的原理,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因此,属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最低最深的东西,通过理想事物的构建过程被转变为人类心灵中价值最高的东西。”

    [32]用斯威夫特的话来说则是:[3]

    然而在人的头脑中,当给思想以刺激并放松控制时,它决不会停步不前,而会自然而然地冲进高和低、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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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这两个极端。他最初的幻想联翩,一般总是把他带到绝顶完美、最为高贵的观念去;直到他翱翔到力所不逮目不能及的程度,却没有觉察到高处和低处的边界是多么接近,互相毗邻。沿着这同样的路线飞翔,他垂直跌落进事物最深的底部,就像一个人向东旅行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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