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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

新儒学批判-第4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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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现为:“他们把形而上的‘志于道’的所志的‘道’,勾搭在‘气’的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就不免拘限在形而下界了。

    而且,即便在形而下界里,他们也不是开扩的,而是把它凝聚在现实世界上面,再透过他们严格的道德观念来看这个世界,看世界之人类,有许多地方就越发看不顺眼。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时常说——藉西方的哲学名词来说:有些宋儒在许多地方好像是‘清教徒’,而富于‘清教徒精神’。这是一种宗教的精神,它一旦和道德精神结合起来,再加上在思想方面,他们不是采取思想之汇通,而是采取思想之隔绝。这样一来,在宗教上面产生了宗教的偏狭主义。在道德一方面就自以为是而看不起别人!对于世界,对于人类,依据他们的‘清教徒精神’,也产生了道德偏见。在这么一种情形下,对于所谓原始儒家的忠恕之道,就有若干违背了。“

    ①

    在方东美看来,宋明儒学实则是儒学发展的歧途,没有真正将孔孟儒学的传统继承下来。究其原因,在于宋明儒家对孔孟原典研习不够。对此种现象,方东美借用刘师培的一个名词,称之为“废学”。

    “什么叫‘废学’?就是把儒家的经典束之高阁而根本不看”。他指出,宋明儒家静坐观心,打坐冥思,然后说几句门面话,“究竟有何意义,真是天晓得了”。

    ②

    ①方东美:《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86—87页,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

    ②、③《新儒家哲学十八讲》,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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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东美对宋明儒家的批评,多少有些现实性的成分,即批评本世纪新儒家队伍中的某些人。他认为,现在有许多讲宋明理学的人,甚至连宋人的书也不读,却要代宋明诸子立言,致以那些不懂宋明诸子的人还真以为他们所讲的那一套就是宋明儒学,“其实他们尽说些没证据的空话,在精神上远不如汉儒之踏实,在思想上也没有宋儒精深,只是以宋儒的套话来装饰门面”。

    ③

    他认为,中国文化建设真正的源头活水在原始儒家。

    与一般人不同的是,方东美看重原始儒家,却不大重视《论语》,认为《论语》虽然字字玑珠,但毕竟缺乏理论系统性,“既没有论及宇宙全体,也不能包括本体万有,也没有对本体万有的最高根原加以阐明;它虽涉及德目论,但是没有普遍的价值论。总之,它即使充满了丰富的人生之智慧,仍不脱‘格言学’的范围,‘格言学’怎么可以代表哲学全体”?

    在他看来,真正能够代表原始儒家思想的,一是《尚书。洪范》,二是《周易》。前者注重传统,后者注重创造。

    《尚书。洪范》所记周武王克商之后访问大贤箕子之事,富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方东美称其为中国的“启示录”。他把《洪范》思想分为两系,一为“五行”

    ,二为“皇极”。

    按照方东美的理解,“五行”

    说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宇宙当作一个整体,人在宇宙中有适当的配合,自然现象与人类本身贯串起来成为一连续整体。这一特点,也就是后来中国思想发展的主流。比如“五行”说五行配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这是由客观宇宙进到人类生命。

    再推进一步,则是对五事的人文理解:“貌曰恭,言曰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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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

    ;“恭作肃,从作乂,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这一过程,按照方东美的说法则是:“从五行之说的初步宇宙,进展到人生活动,再进展到道德状态精神成熟,一层深似一层。”

    ①

    “皇极”说,要在“大中”二字。历来释“皇极”

    ,皆云“皇者大也,极者中也”。方东美认为,所谓“大中”

    ,即先民思想上的宗教符号与哲学符号。先民把宇宙万象归于一个中心,然后又上升为超越世界,发现一个宇宙中心,并以之为真相价值的标准,来支配整个宇宙人生的一切。

    这一过程,是中国思想由神权崇拜进到理性哲学的过程。

    所以方东美又说:“洪范篇的‘皇极’已非一抽象本体论、价值论之标准,同时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中也成为最高的道德标准。”

    ②

    就《洪范》与《周易》比较言,方东美更重视《周易》在传统文化中的地位,认为《周易》不仅代表了儒家文化精神,而且也代表了整个中国文化的精神。中国的智慧特点为“生生之德”

    ,这主要就是从《周易》中发展过来的。

    《周易》之前有《连山》和《归藏》,《连山》以“艮”为首卦,《归藏》以“坤”为首卦,《周易》则以“乾”为首卦。而且,《周易》紧接“乾”卦的便是“坤”卦。它以“乾”为首,又“乾坤并建”。

    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古代婚姻制度变革的反映,重要的是先民宇宙观的变革。商代崇拜“帝”

    ,周人崇拜“天”。这“天”就是周人眼里的宇宙。

    “乾”为天,“坤”为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56页。

    ②《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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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乾坤交合,万物化生。但是,在孔子之前,《周易》虽有生生之意,但宇宙人生并未合为一体。只是由于孔子及其门徒写出“十翼”

    ,才使《周易》从真正的意义上成了生生之学的源头活水。因为如果没有价值的掺入和生命的认定,宇宙只能是天文学或物理学意义上的客观世界。

    孔子的贡献在于,他给了宇宙一种生命的理解,将其放到真善美的领域。比如他作象传的时候,“完全把人类外在的世界拉进来,在人类生命内部,心灵内部看世界,于是在象传中产生了一个对于世界革命性的观念,就是把外在的自然界以艺术、道德的精神点化了,成为富有‘美’、‘善’的价值世界”。

    ①又比如作文言传,孔子从社会现象、自然现象,一直阐述到人类精神生活上,给予人类生命精神的价值解释,从而形成系统的道德、艺术价值的生命哲学。

    “如此的系统一旦完成,儒家的思想领域就产生了”。

    以上四个方面是方东美新儒家思想的主要内容。从中可以看出,他虽然反对道统说,反对以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作为复兴儒学的人文支柱,但并非反对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思想主导地位。相反,他终生的理论探索,几乎都是围绕着如何凸显儒家思想的突出地位这一使命而进行的。他作东西文化比较,重在对东方文化的强调;作中外文化的比较,重在对中国文化的高标;作儒释道三家的比较,重在对儒家的宣扬。

    但问题是,中国本世纪文化建设的根本点在民主与科学。

    ①《原始儒家道家哲学》,第1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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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这两种事功得不到落实,文化建设只能是一句空话。也就是说,任何试图通过复兴传统来重建中国现代文化的主张,都必须在传统的现代之间架设起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支座的桥梁。对此,钱穆等人用“古已有之”的理论来敷衍,认为民主与科学两义本来就在传统之中,只要将其从中提取出来就行了。方东美却没有这样的偏狭思想。他不讳言古代中国的专制政治,认为儒家思想虽含有正德、利用、厚生的积极成分,但落到实处却不免走样,从而导致政治黑暗,专制横行的局面。至于科学,方东美认为,中国人的才能素来缺乏科学理性,亦缺乏宗教热情,强调的是艺术精神和道德精神。

    亦就是说,民主与科学这两样东西,中国传统里原本是缺乏的,相应的,现代中国人欲重建中国文化,也只能向西方人学习,把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引进来。但是,方东美的矛盾是,他看到了中国人当下的匮缺,却又不愿意屈尊就人,向西方人学习。因此从他整个的以生命哲学为基点的文化理论看来,西方的科学文明与民主政治已经破产。其思路还是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等人的那一套。

    在他看来,近代西方文明发展的总趋势是对人的完全忽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一颗尘埃,掉落于无底深渊,感到不可言喻的涉小。

    这就是:“人类变成宙间极渺小的一种物质,从大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自然,从小的一方面说,人类不如一架机器”。

    ①在社会生活方面,方东美认为,西方自工业革命以后,所产生的客观制度已经三度变化:第一为个人主

    ①《方东美演讲集》,第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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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的民主制度,此种制度直接导致个人主义的膨胀,自由民主非但无以保障,反而导致社会大动荡;第二是社会主义的出现;第三是纳粹或曰法西斯制度的出现。在他看来,这三度变化,一层一层地把人的生命价值剥夺掉,并将人类推向苦海。

    基于上述认识,方东美认为,依靠西方文化是不能解决人类的当下苦难的,唯一可靠的文化根基只有到中国来寻找。

    而且他还认为,非但中国人要护住自己的传统,就连西方人也要靠我们这种文化传统去救拔。

    1973年,他在台北耕莘文教学院的演讲《中国哲学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和1974年在复兴岗所谓“全国扩大政战会议”的演讲《当前世界思潮概要》,集中地表述了这一文化主张。

    但如果问,既然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民主与科学的智慧种子,那么又如何从中开出民主与科学的外王事功呢?或者问,西方文化以民主和科学为主干,为特色,而现在这两样东西业已破产,那么我们还能向西方人学习什么呢?

    很显然,这是方东美所无法回答的问题。正因为此,他一生抱定的学术目标是复兴中国文化,但其著述却又很少谈及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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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第三代新儒家思想批判

    唐君毅的人文宗教学

    50年代以来的港台文化界,对新儒学发展贡献最大的要算唐君毅。

    他不仅为新亚的建设呕心沥血,而且著述甚丰。

    其文字之多,体系之庞大,在现代新儒学史上,恐怕是任何一位先进与后学都难于比拟的。他泛滥百家,融贯中西,归宗儒学,试图为超拔失去本心灵明的国人,提供一叶新的挪亚方舟。因之,他的为人为学,富有极浓厚的宗教色彩。就为人而言,他似乎比其他的新儒家人物,更具悲凉心态。面对欧风美雨对传统文化的洗刷,面对国人纷纷丢弃故常而委心西方文化的景象,他有着强烈的曲尽人散、花果飘零的感触。

    就为学而言,他所有的著述,几乎每一个文字都担负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宗教使命。

    然而,唐君毅一生并没有归依任何一种宗教。他心中所信奉的是孔门的仁教,或曰人文教。

    其思想其境界其事功,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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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易使我们想到修行托 云游苦楚的佛陀,想到血淋淋地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创新钵书院,倡人文精神,疏中外学术,著述千万余言的文字,且秉着“仁者型”的气度,中庸高明,这其中的甘苦辛酸,悲怀悯情,唯有信仰中人方可做到。

    正如台湾中央大学曾昭旭所言:“唐先生在人生哲学与宗教体验上所抒发的真诚怛恻之情,实是其人格学问最动人之处。……他的精神恒向慕于太古洪荒之境,这便是最高的宗教境界。他以其极肫恳的历史文化意识永恒地致孝于中国文化,这便是最诚挚的宗教仪式。他以其极真诚的心怀去对待一切宗教徒或非宗教徒,这便是最切近的宗教行为。”

    ①

    唐君毅,1909年生,四川宜宾人,自小深受儒家文化薰陶。

    其父唐迪风既向心佛学,曾师从佛学大师欧阳竟无门下,又深研儒学,有著作《孟子大义》传世。其母陈氏亦具文史才学,著有《思复堂遗诗》五卷。唐君毅幼时受过严格的家庭教育,六岁背《老子》,十岁背《说文解字》,十二岁到成都读书,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小。翌年,入重庆联合中学。

    重庆联合中学是四川一所名牌中学,著名学者蒙文通当时就执教于该校。此时距五四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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