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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章

国家人文历史-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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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一时彼一时,苏格兰人如今也学聪明了。他们知道,真要闹独立,必须得拥有政治或经济上的筹码。这个重要筹码就是资源。1969年,北海首次发现油气。这对苏格兰而言“意义重大”——一旦苏格兰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那么北海95%的油田和58%的气田将属于苏格兰,苏格兰将成为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之一。这正是苏格兰在今天敢于闹独立的真正底气所在。
  2011年5月6日,苏格兰地区议会选举中,苏格兰民族党再获大胜。萨尔蒙德仍然稳坐第一首相位置。他向人们承诺,他将完成苏格兰独立公投的事宜。这个人没有食言。在议会政治的舞台上,从历史教训中“学聪明了”的苏格兰人,依然延续着某种独有的彪悍。
  然而,即使政治上脱离了英格兰获得独立国家的地位,但苏格兰和英格兰之间的历史纠葛还会被人续写、被人津津乐道。苏格兰人依然会嫌南部的英格兰人太小气,两国的足球队还是带着民族情感的死敌,苏格兰依然是产生了斯密、休谟、彭斯、司各特、史蒂文森、弗莱明、瓦特的伟大而狭小的岛国。那些被传颂的人物、事件和恩怨纠葛,成就了两个国家的历史。
  作者系新锐青年学者,毕业于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新闻系。著有《英国议会往事》、《致穷:1720年南海金融泡沫》等书。

假武松更真实

作者:十年砍柴 字数:3611

  据有关武松的有限史料,我判断武松是一个豫让式的死士。
  历史上许多人对豫让评价很高,认为其是“士为知己者死”的典范。豫让曾为掌握晋国政权的智伯门客。智伯被赵襄子所杀。豫让用漆涂身,吞炭变哑,埋伏在桥下,刺杀赵襄子未遂,后为赵襄子抓捕。他临死时,恳求得到赵襄子的衣服,拔剑击斩其衣,以示为主复仇,然后自杀。
  《临安县志》及《杭州府志》记载武松曾是北宋末年一位跑江湖的卖艺人,籍贯不可考。“貌奇伟,尝使技于涌金门外。”杭州知府高权对其很是欣赏,邀请他进入体制,当了捕快的都头。不久,他被提为提辖,成为高知府的心腹。后来高权罢官,武松因此也丢了饭碗,重新浪迹江湖。
  接任高权知府之位的是权相蔡京的儿子蔡洌А4嫡馕徊萄媚谏先魏筇澳懊瘢傩赵股氐溃云浜拗牍牵窦涑浦安袒ⅰ薄N渌删鲂奈癯ΑR惶焖聿乩校卦诓谈埃炔讨隼词保愠迳锨叭ィ虿啼'猛刺数刀,结果了他的性命。武松当场被官兵捕获,后惨死于狱中。当地老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桥畔”,后人在其坟前立碑“宋义士武松之墓。”

  报私恩不必政治正确
  这些载于地方志并不详实的史料,把武松塑造成一位为公义而勇于献身的侠客。我对此类地方志的记载一直抱有某种警惕,因为地方志常在当事人死去多年后收集的,其叙述往往带有修史者的强烈褒贬。武松为高权心腹以及他行刺蔡京之子这两件基本事实应该是真的,然而其行刺的原因是否因为蔡洌歉鎏肮倏崂簦晃飞乐幌胛癯Γ虼笪梢伞8呷ㄈブ笆遣皇且蛭米锶ǔ级慌偶罚尤嗡牟啼'是不是贪官,现在没有更多的史料证实。但是接任高权的知府是有名的奸相蔡京的儿子,那么他贪腐是合乎中国人的思维定式的。而武松刺杀了这样一位官员,被演绎为大义而除公害,也符合儒家的价值观和审美趣味。
  其实,撇开这些有争议的细节,还原为武松刺杀蔡洌ё罨镜脑颍翰啼'顶替了他的恩主,使他的恩主高权罢官,自己没了靠山下岗再就业。刺杀了蔡洌潜ǔ穑彩潜ǘ鳌飧先诵裕哺咏泄缁岬恼媸怠�
  包括《史记》在内的典籍,对豫让刺杀赵襄子的原因,记载得很单纯:就是报知伯的知遇之恩。并没有将其拔高为“大义”而行刺赵襄子——如此豫让的行为显得更可信。在中国秦汉时期,民间的价值观还是很朴素的,认为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天经地义,不必要追求“政治上正确”。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分析,知伯颟顸而骄横,被灭族是咎由自取。但秦汉时代的老百姓不管这些政治上的是非,一个人报答主公之恩,不必顾及主公本人的公共形象和舆论的评价——这种风气在日本幕府时代依然存在。

  古老而野蛮的血亲复仇
  历史上关于武松的故事,想必生于元末明初的施耐庵读过或听说过,通过渲染和演绎,武松便成为《水浒传》中的重要人物,一位武艺高强、恩怨分明的大英雄。甚至可以说,武松是《水浒传》中最为老百姓熟知的形象,因为除了《水浒传》,他还是另一部古典小说《金瓶梅》的重要人物。
  《水浒传》中的武松倒是更接近于豫让的形象,施耐庵没有顾及“政治上的正确”,而是把武松塑造成一位单纯报答私恩、报复私仇的大丈夫。
  他醉后打死了害人无数的老虎后,成为万众仰慕的大英雄,被阳谷县知县延揽为都头,这和历史上的武松很相似。当了都头后,他兢兢业业,勤于公事,没有一点“反体制”的苗头。然而,兄长武大郎的悲惨结局让这位对体制还算忠诚的“模范青年”不得不走上了“反体制”的道路。
  施耐庵笔下的武松不但比李逵这样一个莽汉有头脑,而且比鲁达精细得多,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当他嫂嫂挑逗他时,他严词拒绝。为了维护哥哥嫂嫂的关系,他向哥哥瞒下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任由潘金莲挑拨。在奉县令之命去东京城出差之前,他当面用言语暗示嫂子要安分守己,叮嘱哥哥晚出早归,防止潘金莲红杏出墙。可以说,武松的精细程度超过林冲,他把可能想到的危险都做了预案,即便如此,在他出差的时候,潘金莲和西门庆仍合谋害死了他哥哥。到这个时候,他仍然没有失去理智,找到收殓他哥哥尸首的何九,找到目睹奸情的郓哥,找到撮合西门庆潘金莲的王婆,软硬兼施,取得了确凿的证据。然而即便有证据,即便他是一个都头,即便他刚给县令押送金银上京,但在被西门庆用钱买通的县令面前,他无法通过正常的司法程序为死去的哥哥讨个公道,只有自我执法,杀了潘金莲、西门庆。自我执法,就是私刑,这种血亲复仇是古老而野蛮的。但在官家无法维护正义甚至走向正义反面时,血亲复仇不但被普通百姓理解,而且会报以喝彩。
  武松第一次杀人是为了替从小照顾自己的兄长报仇。
  因为武松有自首情节,更重要的是先前拿了西门庆钱财的县令,看到西门庆死了,再偏袒西门庆没甚好处,反过来想起武松为他做过的事,加上民意同情武松兄弟,于是就做了个顺水人情,最后的判决:武松刺配。

  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武松被刺配孟州后,落入管监狱的施恩父子手中,不立刻送常例钱给管教,按常规将吃皮肉之苦甚至丧命。武松被押到管营相公的堂前,准备打一百杀威棒时,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在管营相公面前悄悄说了几句,就绕过了这顿杀威棒。接下来,更让武松和他同号子的狱友百思不解的是,连续几天给他好酒好肉招待,让他洗澡更衣。
  为什么武松能在监狱里获得如此特权呢?原来对管营父子来说,武松有着比勒索钱财更大的价值——他的武艺。管营的儿子施恩原来在孟州东门快活林开了一家店,用施恩自己的话来说:“但是山东、河北客商们,都来那里做买卖,有百十处大客店,三二十处赌坊、兑坊。往常时,小弟一者倚仗随身本事,二者捉着营里八九十个拼命囚徒,去那里开着一个酒 肉店,都分与众店家和赌钱兑坊里。但有过路妓女之人,到那里来时,先要来参见小弟,然后许他去趁食。那许多去处,每朝每日,都有闲钱,月终也有三二百两银子寻觅。”那时候新来囚犯给管营的看守送十两银子,就是重礼,可想这每月两三百两银子的收入是多么可观。这管监狱的官员子弟,不但办涉足黄赌毒的公司,而且还将国家送来让其看管、改造的囚犯当成自己的家丁,出监狱到经营场所为自己做事。不过在快活林做那样的买卖,没有一点官府背景,是经营不下去的。后来,一个张团练,带领一个叫蒋门神的汉子,赶走施恩,独霸了快活林。这监狱警察在老百姓面前,可以耀武扬威一阵,但哪斗得过军队里的?
  武松为了报施恩父子的恩惠,出手打跑了蒋门神,使施恩父子重霸快活林,因此也得罪了张团练的后台张都监。
  张团练伙同张都监,设局陷害了武松。最后武松大闹飞云浦,杀了两个公人和蒋门神两个徒弟,潜回到张都监家,杀死男女老少十五名,这位前都头已经完完全全是个嗜血杀手了。
  武松的这次杀人,是为了报自己被陷害的私仇。

  百姓的“真” 士大夫的“假”
  可见,《水浒传》中的武松数次暴力行动,都不是什么“为民除害”之类的公义,都是为了报私恩与私仇。他唯一的一次“为民除害”,乃是酒后逞能独自过景阳冈,与猛虎相遇,趁着酒劲将吃人多多的猛虎打死,却并没有为了“公义”的主观意愿。
  但就是这么一个被塑造出来的武松形象,数百年来让无数普通老百姓倾慕、称赞,甚至大才子金圣叹也称其为“天人也”。这样的武松形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的老百姓而言,显得真实,有仇报仇,有恩报恩,何等痛快。如果加一个为民除害杀贪官的桥段,倒是显出“假”。
  尽管元末明初距离战国时期已有1800余年,但豫让式的死士依然获得普通人的喜爱与敬仰,不必去寻找其身上的“政治正确性”。而士大夫的评价却有不同,被朱棣诛十族的方孝孺写过一篇《豫让论》,对豫让拼死报答主恩的行为不以为然,文中说道:“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炫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也就是说,他认为在知伯被灭族前,没有尽到臣下的本分,“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等知伯身亡家灭,再“捐躯殒命”于事无补,近似于作秀。
  方孝孺此段议论是以后人的标准苛责前人——宋儒和明儒经常犯这个毛病。豫让只是知伯所养的一个武士,主公犯晕了,他哪能劝谏得住?主公死后,他能一死报答知遇之恩,已经尽到了一位侠士的道德责任了。这样的行为,民间社会的老百姓能理解,并予以尊重。而讲“大节”“公义”的士大夫便要苛责了。
  因此,我以为《水浒传》中经过艺术化处理的武松更真实,更能让人信服。而地方志中的武松刺杀贪官是出于为民除害的“大义”,很有可能是读书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附会的。

在等待战争来临的岁月中
三线建设的今生前世

作者:徐有威 陈东林 字数:1010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196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胡锦涛和北京地质学院的温家宝,在三线建设口号的召唤下,奔赴祖国西部的甘肃。在刘家峡和酒泉工地共同度过了14年的风雨春秋,从普通技术员成长为省一级建设领导者,他们又在1982年共同来到北京,开始走上中央领导岗位。在共和国领导人中,同样有着领导三线建设经历的,还有宋平、李岚清、王兆国……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知道成昆铁路,攀枝花钢铁集团,酒泉航天中心,西昌航天中心,葛洲坝水电站和中国第二汽车厂这些中国响当当的企事业单位名字。这些,都是三线建设的直接或间接的产物。
  也许您不知道三线建设,但是您也许看过《青红》,看过《我11》,看过《山楂树之恋》。这三部电影的背景,就是三线建设。其中《青红》和《我11》的编导王小帅,出生5个月后随父母从上海搬迁到位于贵阳的三线建设企业的贵阳光学仪器厂。他在那里长大,俗称三线二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三线建设,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一度神秘的话题。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成千上万的建设者,包括工人、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和干部,从中国的四面八方,汇集到内地大西北、大西南的丛山峡谷之中,苦战十余年,进行了一场鲜为人知但规模极其浩大的建设。
  在备战的要求和“文革”的冲击下,三线建设的历程波澜壮阔,跌宕起伏,影响深远,犹如一场激烈的战争。最后,在三线地区拔地而起了1100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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