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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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伊斯皮尔（Ispir）的内陆线要经过卡查尔（Ka？kar）山脉和一条2600米的大通道。在村子里的茶室里，好心的老先生们查看了地图，建议我选择另一条路线。“可恶的大山！”他们痛苦地大叫起来，激动地打着手势试图说服我。
就像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们无法明白，我旅行的目的就是要挑战自我——如果你总是选择快捷方式，那么怎么才能知道自己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呢？我不敢奢望能有力量打败人生的所有困境，但至少我要竭尽全力，我要去触碰自己的底限，把生命延伸到最宽广的边界。
过了伊斯卡戴尔（Iskedere），坡度变得越来越大，公路在两面垂直的绿墙之间蜿蜒延伸。我放慢节奏，频繁地停下来休息、喝水，挤干头盔里吸饱了汗水的软垫，同时在村里的店铺里补充供给品。我用路边的山泉灌满我的水壶，把冰凉的水浇在头上、脖子上和手臂上，驱散炎热。
山泉后面有一个野餐的地方，孩子们在那里玩耍。一个男人出乎意料地用流利的英语向我做自我介绍。他叫萨利，是一名社会工作人员，他今天带妻子和几个孩子出来旅行。肉丸子正在架上烤着，他们给了我一个大肉丸、一份西红柿色拉，还有一杯可乐。我本想付钱，但他摆手拒绝。他告诉我，要沿着这条陡峭的山路再爬17公里，才能到达山口。这真是噩耗！
又往上骑了一会儿，我发现一家小店铺。感谢上帝，角落里居然有一台冰箱！我要了一瓶可乐。老板是一位老人，他示意我坐在椅子上。屋里光线有点暗，阴凉爽快，我们说不了几个对方能听懂的字，只好比画着聊了一会儿。我品味着每一口凉滋滋的冰露，真是奢侈的感受啊！
想起来真难以置信，以前我对可乐这东西从来就没多想过，然而，在这烤人的炙热中劳累了一整天之后，我竟然对这玩意儿产生了类似于尼古丁那样的强烈瘾头。屋子里安静祥和，我昏昏欲睡。主人开心地笑起来了，最后我们长久地握手，像老朋友一样深情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回到了与惰性和重力的对决之中。
十分钟后，一辆车在我身边停住，一位司机向我扬着自己的钱包——在告诉我我把自己的钱包落在店里了。钱包里有信用卡，还有一大笔现金。该死的！我转身冲下山。
十分钟后，我再次向那位品行高尚而富有魅力的老人告别，对于他们的诚实，我无限感激。如果是在英国的酒吧里，这个钱包还能回来？土耳其人天性中充满了慷慨和仗义，这种对陌生人自然流露的热情和礼节在今天的西方似乎已经绝迹了。在这些偏远的山区，道德和诚信幸运地得以留存，并没有被当代社会中那种司空见惯的贪婪侵蚀。正是这些让人们不会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占为己有。走进任何一家店铺或咖啡店时，我都可以毫不犹豫地把自行车留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因为我清楚地相信，它是安全的。
一天下来，我用了近七个小时骑行了47英里。满天星光下，我一头栽倒在路边一块突出的岩石上。群山环抱，我仿佛置身在一个广阔而静谧的圆形露天剧场。又一天的旅程结束了！
*
黎明到来，空气在这样的海拔高度显得尤其凉爽清新，最陡峭的攀爬马上就要开始了。半个小时后，我下坡找了点泉水喝，水冰冷冰冷的，弄得我头疼。
几分钟后，一辆小车在这空荡荡的山路上跟了上来，跟我一起往上爬。树木渐渐消失，我身旁只剩下杂草、岩石和碎石子了。
路上的每一次拐弯似乎都在迷惑着我，每次我都觉得该到下坡路了，可一转弯，眼前又是一条同样狭窄的柏油路，曲曲折折地向着更高的地方延伸。
“只有奋斗才能接近星星！”上一次想起学校里学到的这条座右铭时，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从来没有一次，这句话能如此贴切地出现在我生活之中。
曙光终于出现了，前方不远处，一块蓝色的路牌上刻着几个白字：
“OVIT DAGI山口
海拔2640”
得救了！从早晨到现在，我足足用了一个半小时才以每小时三英里的速度走完这最后的5。5英里。虽然没有人在终点迎接，但我一想到自己在将近一天的时间里，从海平面爬到这个8661英尺（约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
*
“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
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
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
“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
第四章 进入伊朗
如今的土耳其，尽管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它和欧洲一衣带水，不仅是北约常任理事国，而且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所以西方的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很受欢迎，而且他们喜欢把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也打包在他们的度假行程中。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