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如去飞 从伦敦到北京,30000公里的热血之旅！-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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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耳鬓厮磨终于告一段落，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哈迪亚特宾馆，我们全程共骑行了1562英里（约2499公里）。
后来据《政治家》的报道，我才知道我们在城市的西部遭遇到的那场大混乱是在当地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国际迪奥宾派（编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大会结束后的情景。我还没回过神来，于是继续往下读：
参会者齐呼支持塔利班的口号，愤然谴责美国和其他反伊斯兰势力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一千多万民众参加了闭幕式，为伊斯兰穆斯林社会的团结一致共同祈祷。
在拥挤的人群里，不见了一位妇女，克罗姆佩兹承认说，这样的经历让她感觉非常不自在。“那些男人都是虎视眈眈的！我感觉自己就像《太阳帝国》里那个和母亲失散了的小男孩。要是我和你走散了，我肯定得吓坏了。”尽管我们碰上的这次活动特别散发着对西方社会的反对气息，但是当我们在人群中挣扎前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任何的敌意，但是我也不能说很开心和舒畅。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尚拉（Shangla）山口长2134米，在滂沱大雨中，我们在崎岖而湿滑的道路上一路颠簸着穿过偏远的小山村，一路躲避着一群群试图拽住我们的自行车和向我们扔石头的小顽童。终于，我们来到了贝沙姆（Besham）的喀喇昆仑高地。在旅馆里，我发现其中一个小兔崽子偷了我一瓶马麦饮料——横跨在后边载货架上的吊带的拉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断开了，正好允许他的小手伸进去探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长着白胡子的老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们说，昨天他从大巴上看见过我们。“下雨的时候，你们应该到旅店里面躲雨！”他警告我们。
要是有旅店可去就好了。我们礼貌地谢绝了他和我们共进一杯茶的邀请，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灌满了泥浆的土路骑出了贝沙姆，开始走上曾经被描述为世界工程史上第八奇迹的道路——喀喇昆仑公路，然而这样的开始却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在过去的20年间，15000名中国劳工与山崩、落石、洪水和严酷恶劣的环境展开了斗争，在这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域开凿了一条通道。每铺一英里都差不多有一个生命在事故中消失，而这条道路的维护一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在这样的一个强地震地带显得无穷无尽。1974年，帕坦的地震使7000人丧生，40英里的路被埋没在成吨成吨的碎石之下。尽管大自然费尽了心机，连接拉瓦尔品第和喀什的这条长达800英里疤痕累累、不堪一击的柏油线依然是标志着人类意志和工程智慧的里程碑。
吸饱了雨水的天空就像一顶随意搭建起来的帆布大帐篷，在雨水的重量下摇摇欲坠，要不是附近的山峰将它高高地支起，它一定会砸在我们头上。道路上有标志提醒车辆注意，这片地方很容易发生山体滑坡。道路紧贴着左边山体上开凿出来的窄边，从印度河开始逐渐蜿蜒而上。细雨开始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披着长毛的山羊瑟缩在崖壁下面。一只受惊的小牛犊从我们身边飞奔过去，徒劳地寻找一条逃跑的路线。在我们的右边，雨滴滴答答地落入浑浊的河水中。在河对岸，郁郁葱葱、岩石遍布的山坡极其陡峭，峰顶掩藏在低低的云层中，梯田则令人难以置信地刻在垂直的山腰上。这条路的名字很容易让人产生误解：我一直以为，即便它不是双车道，也至少应该是一条宽阔、现代而且维护良好的大路，没想到这条路自始至终都非常狭窄，路面的状况也无法预料，几乎看不到什么车辆。
一群小流氓一会儿尖声大叫，一会儿爆发出不怀好意的大笑，一路追赶着把我们逼入了达苏（Dasu），而我更情愿被一群德国犬追赶。我们的旅馆拥挤而嘈杂，卫生间的窗户也关不上，如果窗外热闹的街道上有那么几个偷窥狂，就能一览无余地看见我们正赤身裸体地用水桶里的凉水哆哆嗦嗦地往身上浇水。
“自行车皇后，看呀，甜蜜的十七——三十七！”这是克罗姆佩兹的嚎叫，这个曲调让我依稀想起瑞典阿巴乐队的成名金曲。很显然，周围恐怖的环境并没有对她造成如何影响。
步行去往区林业局的两英里路程中，一帮小鬼头对我们纠缠不休。当我们离开村子渐渐远去时，这帮跟屁虫发出的吵闹声也渐渐地消失了，只有一个半疯半傻的十几岁孩子，嘻嘻哈哈地一路跟着我们，直到我用我的旅行指南重重地把他打了回去——真该好好批评一下他的父母。
一位自称是老师的小巴司机及时拯救了我们，免了我们徒步回城的痛苦。
他以蜗牛的速度一边向前开，一边时不时地停下来和熟人打招呼，或者接上客人。
“你们喜欢巴基斯坦吗？”他问道。
我们热情地点点头：“美极了！”
“巴基斯坦人呢？”
“当然！”我们道，“嗯，有一部分吧。”
“巴基斯坦音乐？”
“那还用说？”我们撒了一个谎。
这下我们可酿成了大错：他热心地把一盘盒带塞进录音机，于是这个密不透风的小空间里立刻装满了痛彻心扉的忏悔哀号声和尖叫呼唤声——这就是巴基斯坦的音乐。
第二天一大早，乖宝宝们还在小熊维尼的棉被下面抱着他们的泰迪熊酣睡时，狂吠不止的当地狗已经为我们热热闹闹地送行了。我放慢速度，恶狠狠地瞪了一眼，它们就立刻失去了兴趣——对付狗可是比对付孩子容易多啦。在达苏短暂而不舒服的逗留期间，我们一个女人的影儿都没看见。
有些当地人对我们的态度非常粗鲁，要是接下来遇上那些好斗的半大孩子，难免又是一番冲突，想到这些，我不由地有些郁闷。当我们骑过一个小村子时，一个小年轻作势要用棍子打克罗姆佩兹；又过了一会儿，一个年轻人在路边举着一条刚刚捕获的大鱼，好像要给我们。我礼貌地示意“不了，谢谢”，他似乎立刻就想拿手里的鱼来袭击我的脑袋，这辈子我还是第一次遭到一条死鱼的威胁。但是我们受到的接待也不都是敌意的：卡车司机嘟嘟地响起喇叭，向我们挥手致意；一个老人向我伸出手来，但是我不想停下；对面的山脚下迎面过来两个一路笑闹的孩子，坐在一辆家庭制作的牛车上向我招手；我们停在路边补充水分和喘上一口气的当儿，一头驴子支着驴鞭站在我们对面。
一个加油站，几个乏味的小店，这就是夏提欧（Shatial）了。而这里所有的人不管手头上在忙什么，都一律停下来注视着我们，甚至有二十个围观的人跟着我们进了一家空荡荡的餐厅，然后散坐在周围的轻便床上。豆汤和恰帕提是菜单上唯一的东西，而且这里没有餐具，我们只得用手指抓着吃。有个会讲几句英语的男人试着向我们布道：唯有安拉的相助才有望成功；唯有安拉是真神。
我付完了200卢比，才发现这里既没有水也没有电。这里没有其他的住客，外面有群孩子正叫喊着扭打成一团，看来剩下的时间我们只得被迫待在这个虚拟的围城里了。
当我们放弃了科希斯坦和西北前沿省的青翠山坡，却选择了北部地区裸露的花岗岩时，地形变得险峻艰难得多了：宽阔的山谷两旁，参差不齐的悬崖和岩石镶嵌在垂直干硬的泥墙里，地上覆盖着沙子、砾石和大石块，有的甚至像货车那么大。这地方只能被称为沙漠，顽强坚韧的灌木丛挣扎着维持着一息尚存的生命，但就像周围的景观一样，暗淡无色。我们的左边是兴都库什山（Hindu Kush）东端，右边是喜马拉雅西麓的壁垒，前面耸立着巨大的喀喇昆仑帕米尔山脊，这是5000万年前印度与亚洲板块相互撞击后隆起的连绵群山。当“无法阻遏的力量和无法移动的物体”之间发生无法解决的难题时，便出现了山脉这种地质上的解决之道：印度以每年5厘米的速度继续向北挺进，这种冲击力表现为时常发生的地震，使山脉以每年两毫米的速度上升。我们的右边是高达8125米巨大的南迦帕尔巴特峰（Nanga Parbat）（喀什米尔语，意思是“裸露的山峰”），白色的脸庞庄重地隐藏在云朵形成的面纱后面。难以想象的地下动力使这个星球上的第九大高山以每年7毫米的速度惊人地增高。在这种异常活跃的地质活动中，喀喇昆仑公路脆弱得就像工地上的一只蚂蚁，山崩以及用于清理碎石的重型机器给这条公路表面的留下了许多伤疤。伴随着这条曲折而脆弱的“沥青丝带”，一条大河沿着粉灰色的淤泥所堆积而成的河岸，静静地向前蜿蜒而行。
夏日的酷热把这个乱石丛生、峭壁林立的山谷变成了一个大火炉；而到了冬天，这里的温度又会急剧下降到零下几度。然而，凉爽多云的四月天却是最适合骑车的。尽管飘浮的云朵盘踞在山顶，就连最高的山峰也令人失望地隐藏在顽固不化的积雨云后，我却陶醉在被阳光与和风抚摸的感觉中，欣喜于起伏蜿蜒的空荡荡的道路和百转千回的景致。我们经过了一堆堆的岩石，终于登上了一座石墙稍作休息，喝几口水，在默契的沉默中注视着眼前的空谷。
在一望无际的单色背景中分散着的一些独立的绿色小岛透露出人的痕迹，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些人似乎比科希斯坦的居民更让人感到亲切——那些地方的居民总是瞪着怀疑的眼睛，经常做出无法预料的反应，再加上那里狂野的孩子们，这一切都使我们穿越村镇成为了一段痛苦的回忆。
我们坐在客房的晾台上度过了一个悠闲的下午，喝茶读书，晒晒太阳。
无论是从私家车的前座上透过巨大的车窗所看到的全景，还是从长途大巴拥挤不堪的人群中投出的惊鸿一瞥，主干道上的风景都犹如一幅巨大的浮雕，一个绵延不绝的故事场景。它在此不仅是独一无二的，同时也是宏伟卓绝的创造。
清风拨弄着茂盛的草地，催生树枝上的新芽，拥有过度人口的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平原浸淫在闷热之中，与这里只是一界之隔。我告诉克罗姆佩兹说，我有几个朋友开着一辆恩菲尔德子弹头（编注：皇家恩菲尔德公司推出的“子弹头”系列摩托车）周游了整个印度和尼泊尔，他们管那种车叫“达姆达姆”。
“他们为什么管摩托车叫“达姆达姆”呢？”她问道。
“这个名字是从印度生产的一种子弹头来的，这种子弹头就叫“达姆达姆”；还有一个漂亮的理由，车里的发动机总喜欢发出“达姆－达姆－达姆－达姆”的声音。”
“哦，那你管你的自行车叫什么？”
“还没取名呢， 我想我跟它发脾气的时候它会得到各种各样的名字。”每回我的自行车表现不佳时，我都会咒骂它，尽管这样，其实我最多就是把它当做了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人。这种关系更像是主仆关系，而不是朋友情谊、合作伙伴或者爱情关系。真要我给它取个名的话，我就叫它Leporello（译注：唐璜的仆人），或者叫Jeeves（译注 ：美国作家P。G。 伍德豪斯所著小说中人物，现用来指理想的男仆），因为我好像更像伍德豪斯笔下那个颓废疲惫的纨绔子弟伯第·伍斯特而不是莫扎特歌剧里寻花问柳的唐璜。再说了，我还没学会怎么用意大利语骂人哪。
“我的车叫罗西。”克罗姆佩兹说。
“为什么？”
“在荷兰，自行车有时候叫做Stalenros，是‘铁马’的意思。Ros是荷兰语中‘马’的俗称。我叫她罗西（Rosie），因为听起来比较有女人味儿。”
“好主意！”我答道。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展现都是辉煌的，然而就算是最暗淡的一面，也有诸多的细节值得捕捉。次大陆的文化或许无法像西方文化那样，试图在每个纪元都实现再创造；然而，这里的审美意象却从来没有停滞过，纷繁的主题在潜意识的试验场中徘徊，不断地创造出基于生活的艺术，而不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
《从车前座上看主干道》一本书的作者巴赫先生坐在巴士里，弹簧垫和柔软的座椅将他的屁股和恶劣的路面隔绝得好好的，而正是同一类大巴车用喇叭将我的耳朵震聋，用尾气将我毒倒，用黑烟把我覆盖，而且频繁地将我挤入坑里。因此可以想象，他对这条主干道的记忆比起我、杰瑞和苏来，显然带着更多的温情（他们俩骑助动车，和我的经历应当是大同小异）。我发现恒河平原的风景非常单调乏味，简直让人无法忍受，道路上的生命更是不值几个钱：成千上万的人在吉卜林（Kipling）的这条“生命之河”上遭遇死神，沿着河岸苟且偷生的大多数人都被迫陷入贫困，在田野、工厂、矿山和其他剥削劳力的工厂渡过漫长而枯燥的时光，遭受非人的待遇。在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