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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3章

中国震撼三部曲-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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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话又说回来,这对中国就一定是坏事情吗?我想不。我甚至觉得如果西方愿意选择把自己蒙在鼓里,就让他们自己继续蒙在鼓里吧,因为我们信奉的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由于我们对西方的了解远远大于西方对我们的了解,所以我们得以趋利避害,博取众长,学习了西方的很多长处,壮大了自己,而西方一直飘飘然,真以为历史发展到了终点,结果却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政治和经济困境。他们好像最近才突然发现中国的竞争力竟是如此强大。一位欧盟官员曾多次对我说过:我们与中国人接触时总发现,中国人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想从欧洲得到什么,而我们对能从中国得到什么从来都没有清晰的概念。

当然,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人希望了解中国的愿望正在迅速上升,学习中文的人也越来越多,中国也越来越不在乎西方媒体的偏见了。你该说的坏话都说过了,该造的谣都造过了,连在非洲的中国工人是监狱囚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玉树没有救灾而是藏传喇嘛在救灾—这样的谣言都出现了,但中国没有被说倒,而是越来越强大了。西方国家最终是承认实力的。你发展起来了,西方就会开始想方设法地了解你。所以我们可以把理解中国的任务逐步交给西方,让西方人自己来做,我们可以潇洒一点。比方说,我认为没有必要派代表团去西方国家介绍西藏问题。英国人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北爱尔兰问题,法国也从来不派团来中国解释科西嘉问题,美国也从来不派人来中国解释夏威夷群岛的归属问题。他想了解西藏,可以自己来中国做调研。西方媒体还会继续贬低中国,但我们对此不必太在乎。十年后再看吧。如果十年还不够,那就二十年,最后后悔的不会是中国。

法国学者高大伟(David Gosset)2009年2月在《亚洲时报》曾发表一篇评论文章,把拒绝客观地看待中国的西方势力比作是井底之蛙。他是这样写的:

中国公民正在向世界公民转变。这一转变影响深远。……中国人对世界的浓厚兴趣并不意味着他们忘掉或者舍弃自己的传统。相反,对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或中国的世界公民来说,对外国文化的开放旨在重新解读中国自己的传统。实际上,中国对外部世界的好奇,与回归中国传统和反思中国特性都是同时发生的事情。中国在向世界开放的同时,西方能不能也向中国的文艺复兴开放呢?如果西方认为自己没必要向中国学习,没必要学习中国古老的智慧、美学和价值观,如果面对中国模式的全面成功,西方还是拒绝质疑自己对经济和政治现代性的臆断,那么西方真可能成为最后一只井底之蛙。

第六章 西方模式的困境:我看印度

一、贫民窟带来的震撼与思考

谈中国崛起,总要有国际比较才好。我的基本结论是尽管中国仍然存有许多问题,但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多年的表现,特别是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两个方面的表现,明显好于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好于过渡经济国家。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我们需要进行国际比较。印度这些年发展速度比较快,也是大家谈论较多的国家,印度崛起的说法也不断出现在国内外媒体中。应该说,印度近年在软件业、制药业、外包业等方面,表现引人注目,取得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企及的成绩。但依我之观察,印度与中国的差距还相当大,我估计二十年后印度恐怕也难以达到中国今天的发展水平。这里我可以谈谈我访问印度的感受和思考。

我最近一次访问印度是2008年12月。就在我抵达孟买的前一个星期,也就是11月26日夜,孟买经历了它自己的“9·11”。10名恐怖分子袭击了孟买10多个目标(包括了著名的泰姬陵饭店、孟买中央火车站、犹太教活动中心等),而印度特种部队姗姗来迟,花了4天才平定了这场袭击,击毙了9名恐怖主义分子,活捉1人。整个袭击造成了近200名无辜者死亡,近300人受伤。由于恐怖袭击的缘故,一时来孟买的人锐减,我坐的飞机上一半座位都空着。我过去抵达孟买都在夜间,对这个城市没有多少“空中印象”。这次我选择了白天抵达的航班,还挑选了一个靠窗的座位,期待从空中一睹这个印度的传奇城市。上午11点20分,飞机徐徐下降。我眼睛紧紧地盯着地面,我看清了,也震惊了,我看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大都市的壮丽城廓,而是一望无边、密密麻麻的贫民窟。我早就知道这个1 400多万人的大城市中60%左右的人至今还住在贫民窟,但从空中看到贫民窟如此巨大的规模,于我也是第一次,只能用“触目惊心”四个字来形容。

出了机场,四个汉子一起涌上来要帮我推行李,我让看上去比较面善的那位帮我推,随后给了他50卢比的小费,坐上了一辆没有空调、没有收音机的“大使牌”出租车。可我没想到,此时六只手同时敲打起出租车的玻璃窗,没有替我拿行李的那三个人也问我要小费。我的司机大声对我说“别理他们”,一踩油门就把车开走了。我从车窗往后一看,那三个汉子正抓住收我小费的那位不放,显然要从他那儿分出一杯羹来。印度的竞争看来真残酷呀。

坐上出租车,行驶在通往市中心的大道上,司机问我,过去来过印度吗?我说:“来过,二十年前。”他问:“你觉得印度变化大吗?”我往窗外一看,大道的两边还是贫民窟,客气地说:“有些变化,你们的机场正在扩建。”“一直说这条机场大道要拓宽,”他说,“但几年过去了还没有拓宽。”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两边的居民不同意。”我后来才了解到大路两边的贫民窟居民,已经被高度政治化地动员了起来,坚决抵制道路扩建。

在旅馆安顿下来后,我马上赶去火车站。我乘坐了孟买那种无门的城轨列车,从市中心的第一站Churchgate上车,一直坐到孟买城北的终点站Borivali;纵贯整个大孟买城区;但我一路上看到的竟然还是大量的简陋屋和贫民窟,某些地段也有一些新建的楼房,象征了渴望崛起的印度,但它们大都被包围在汪洋大海般的陋宅之中。第二天,我约了印度朋友S君一起走访了一个叫达拉维(Dharavi)的贫民窟,据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贫民窟,居住着100万人,紧靠着孟买金融中心。坦率地说,这里的居所哪能算是房子,它们是暗天无日的窝棚,人均居住面积只有2至3平方米,平均1 400多人一个厕所(另一说法是上万人一个厕所),苍蝇乱飞,老鼠乱窜,各种传染病频发。这个贫民窟还是孟买最大的废品处理场:我看到无数打工者(很多是童工和低种姓者),他们把各种各样的废塑料、废电脑、废瓶子、废罐头、废纸箱一一加以分拣,重新处理,这些人没有手套、口罩等最起码的劳动保护用具,连焚化废锡铁皮的炉前工也不戴口罩和眼镜。S君告诉我这里大部分劳工每日工作12小时,日均收入不到1美元,周末也不休息,自己还要管吃。

孟买贫民窟里有很多非政府组织,其中一部分是真心诚意地为贫民做好事,如办学、行医等,但另一部分则是黑社会组织,在贫民窟里呼风唤雨,甚至控制了供水(这个贫民窟每天只有3个小时的自来水供应)、供电(经常停电),他们还与政客勾结,使孟买的贫民窟成为一些政客的稳定票仓。

血汗劳动、童工奴隶、专横的黑社会,这一切不是发生在印度的穷乡僻壤,而是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印度的经济、金融和文化中心,发生在“印度的上海”,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这个所谓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里,人们对这类事情似乎已经麻木,原因大概有三:一是这类事情太多,数不胜数,法不责众,大家都睁一眼闭一眼;二是这里的劳工大都属于低种姓,其他种姓的人很少关心他们的命运;三是这里很多的政府部门和官员腐败成风,早被雇主收买了。

我问S君政府为解决贫民窟做了些什么?他告诉我,1995年政府制定了一个计划,五年内要改造孟买90万户贫民窟“住房”,但五年过去了,一共完成了6 000户的改造(户均5人,改造后的户均居住面积为21平方米)。我怕自己听错了,又问了他一下,他干脆用笔把这句话完整地写在我的笔记本上。在《中国触动全球》一书中,我曾写到自己过去访印的观感:“你可以开车从北京或上海市中心出发,往任何方向开,只要不开到海里去,不开出国境线,开20个小时,你会看到很多的农村和城市,你把你一路所看到的贫困现象加在一起,可能会少于你从印度的孟买、德里、加尔各答市中心往城外开2个小时所看到的贫困。这些印度城市及其周边地区还是印度相对比较发达的地区,但你仍不时可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的那种赤贫:几十万人居住的大片的贫民窟,那种衣衫褴褛、无家可归的赤贫。通过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赤贫人数大幅下降,而印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一点。”这次访印之后,我认为这些话一个字都不用改。

印度有一大批长于空谈的政客,他们在竞选时总是胡乱地向选民开空头支票,什么“五年后让世界忘掉上海,只谈论孟买”,以我对印度的观察,孟买二十年后也达不到上海今天的水平。坦率地说,在这个印度最发达的城市,今天一半居民的居住条件还不如中国大部分的农村地区,还不如我们汶川地震灾区的简易房,真不知道孟买怎么赶上上海,真不知道印度怎么赶上中国。印度这几年在软件、服务外包、制药等行业有长足的发展,说明了印度这个国家确实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某些方面的经验也值得中国借鉴,但这些行业迄今所创造的就业机会有限,印度的人口增长又快,印度也因此而无法解决长期困扰自己的赤贫问题。

国内一些人主张学习印度的民主,甚至学习印度的贫民窟,认为这是尊重人权,我真想建议这些人去印度发达地区的贫民窟小住一两天,亲身体验一下印度劳苦大众的实际生活状况,了解一下什么叫“贱民”,什么叫“滚地龙”,什么叫“暗无天日”的生活,什么叫“儿童奴隶”,什么叫“黑社会民主”,什么叫“没有最起码的尊严和人权”。其实一个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往往就像一把铁尺,规范着一个国家公民社会的水准。印度如此低劣的发展水准,也是印度公民社会质量不佳的重要原因。

我知道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的贫富差距超过了印度,他们引用亚洲银行关于中国的基尼系数超过印度的数字来说问题。中国贫富差距扩大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处理,但印度的贫富差距确实远远大于中国。正如我在前面所说的,基尼系数只计算人的收入差距,而不计算一个人是否事实上拥有土地、私宅等,中国的农民工绝大部分在家乡都有自己或者亲人的土地和私宅。而印度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从未进行过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改革,很大比例的农民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一旦流入城市,贫民窟就是他们的“天堂”。我希望中国有志于研究贫富差距问题的人,把土地、私宅这些资产也考虑进去,再来进行一些更有说服力的比较。

“贫民窟与孟买恐怖主义袭击有没有关系?”我问一位印度报社的资深编辑,他毫不迟疑地对我说:“当然有关系,我们孟买市内就有一个索马里。孟买穆斯林的人口有200多万,但大多数的穆斯林都贫穷,住在贫民窟,年轻人失业率极高,宗教极端主义在这里有市场,不少人从事贩毒,收买了孟买的警察和官员,而且与来自巴基斯坦的穆斯林恐怖主义分子里应外合。”我不知道这个分析是否准确,但我碰到的印度学者中至少一半人都同意这个观点。

印度产生了一些世界上一流的企业家、科学家,我教过的印度学生也大都非常优秀,即使在条件如此恶劣的孟买贫民窟,我也可以感受到印度最底层的劳苦大众为改变生活而辛勤劳作,我对印度的最终崛起并不怀疑,但前提是印度需要觉醒,需要认识到除非印度对自己的政治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和创新,否则印度很难真正崛起。可惜不少印度官员和学者被西方的不值钱的赞扬吹得飘飘然,真的以为印度拥有一种比中国更为优越的政治体制,很快就会在各个方面超过中国。我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印度今天的所有问题都与其政治体制差劲有关。由于这个体制,印度无法有效地解决印度的“种姓制度”问题,特别是1。6亿贱民无法真正获得解放;也无法有效地解决妇女解放、土地改革、农村贫困、城市贫民窟、恐怖主义威胁等一系列问题。这些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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