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震撼三部曲-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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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也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养老保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整个国家已经实现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全覆盖。2013年，中国已有2。05亿人享有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最近又提高了10％；相比之下，美国的养老恐怕只能用“一代不如一代”来形容了。战后出生的美国人，即出生于1946—1964的一代人（大致等于中国人所说的40后、50后、60后）能享受的保障已经明显低于他们的父辈，而且前景不甚乐观。2008年金融危机导致美国百姓财富缩水是一个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养老金市场化改革则是另一个主要原因。金融危机使美国55—64岁人群的家庭净资产中位比他们的上一辈降低了8％左右。2011年的美国退休人员协会公共政策研究所（AARP Public Policy Insititute）所做的民调表明，这一代人中有超过50％的人认为他们退休后的生活将不如自己的父母，因为他们大都已经没有了他们父辈所享受的那种养老金待遇。美国的退休年龄比中国晚5至10年，要工作到66—67岁才能完全退休。2013年美国人拿到的养老金平均为1 200美元左右，这点钱在美国生活是非常不易的，即使你的房贷已经付清，你每年还得交大笔的房产税（大约为房产价值的1％—3％，一套价值30万美元的房产一年就可能耗掉你养老金的1/3甚至更多），看病的费用更是贵得离谱，所以美国老人退休后继续工作已是普遍现象。
谈社会保障，恐怕还要比较一下一个社会整体的安全程度。在这个方面，中国比美国要好很多。中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而美国多数城市里，谁敢夜间一个人散步？我在《中国触动》一书中曾这样比较过中美的社会治安，如果中国拿5分的话，美国最多只能拿到3分。＇3＇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地方，晚上坐公交或者步行是安全的，几个朋友结伴到中国任何地方旅游几乎都是安全的。我认识一个瑞士学生，他和三个中国同学一起，骑着小摩托，花了三四个月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没有遇到社会治安问题，他回来后对我说，中国的治安情况肯定比瑞士好，而瑞士是西方治安最好的国家之一。2012年，中国命案发案率是每10万人0。8件，比瑞士和日本都低。相比之下，美国2011年发生了大约15万起命案，平均每10万人50件，是中国的60倍。＇4＇
中国人源远流长的家庭文化和敬老文化对现在的医保制度和养老制度是一种有益的补充。美国的传统与中国不一样，美国是典型的个人主义“原子化”社会，你归你，我归我，老人归老人，孩子归孩子。你老了病了，你自己扛着，你的老伴也许可以帮帮你，但哪有什么子女尽孝道的观念？哪有什么单位领导和同事来看望慰问？多少美国公司专门找“合法”借口来解雇50多岁的员工，以减少自己医保和养老的负担。2013年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去世，她的孩子声明不来料理后事，还要求外界尊重他们的隐私，这在个人权利第一的西方社会是可以理解的，但中国人有自己的更为温馨的文化传承，特别是对自己的父母和亲人。难怪我的《中国震撼》出版后，知名的美国政论家罗伯特·库恩在评论中也说“‘中国模式’更高远、更人性化”。
当然，总体上看，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还在构建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如地区分割、城乡分割、部门分割等等。但重要的是，我们国家，从上到下，都已经形成了强烈的共识：我们要建立一种更加公平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的保障水平也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提高。全民共享中国发展成果的时代已经来临。中国国企未来还将拿出30％的利润用于社会保障事业。邓小平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很多论述，其中两条是他从不退让的底线，一是党的领导，二是公有制占主体。有了这两条，不管中国出现多少问题，我们都有办法来进行纠正。过去30多年，在我们社会财富爆发性增长的同时，我们社会的贫富差距也拉大了，但靠着这两条，我们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还是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我们的社会保障事业还是取得了举世罕见的成就。我们探索的社会保障的模式，既要避免过度资本化的模式，也要避免过度福利化的模式，最终在中国建成一套符合中国民情国情的、全面超越美国模式的社会保障制度。
二、“美国梦”出了什么问题？
不久前，在国内一所大学参加了一场关于“中国梦”的讨论，有人问我：很多中国学子想去美国留学，对于他们，“中国梦”的意义何在？我说，他们去美国可以做“美国梦”，也可以做“中国梦”，而我个人认为，“中国梦”已经比“美国梦”更加精彩，而且这个趋势估计还会继续下去。
长期以来，“美国梦”几乎是很多美国人毫无悬念的信仰，也是很多外国人移民美国所追逐的愿景：只要你遵守规则，勤奋工作，不论来自何方，不管你来自社会哪个阶层，你最终都可以获得成功。美国作家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曾这样解释“美国梦”：“任何人，不管他出身如何，也不管他有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更不管他有何种得天独厚的机遇……他有权生存，有权工作，有权活出自我，有权依自身先天和后天条件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用今天“中国梦”的话语，就是“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但今天“美国梦”似乎已经风光不再。2012年美国出版了一本名为《被出卖的美国梦》（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Dream）的书，引起了轰动，作者是两位美国的资深媒体人唐纳德·巴利特（Donald L。Barlett）和詹姆斯·斯蒂尔（James B。Steele），他们俩长期做调查报道的搭档，也两度获得普利策新闻奖。这本书讲述了“美国梦”不复存在的现状以及“美国梦”是如何被“出卖”的，被谁“出卖”的。
两位作者通过对美国人过去20来年实际生活的调查，认为曾经激励过那么多人的“美国梦”早已成了明日黄花。如果以2000年1月的100为基数来计算，到2011年美国家庭实际收入的中位数只有89。4，换言之，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十年间减少了一成以上。美国的贫富差距拉大了。富人上交的税金从1980年开始日益减少，从平均收入的47。9％降到2007年的19。8％。从2000年到2011年，1％的少数人收入增加了18％，占有社会财富的40％。＇5＇
美国人的退休金也蒙受了巨大损失。过去20来年里，美国传统的退休金制度被401K个人退休储蓄所替代，与传统的退休金制度相比，公司的贡献大为减少，而401K的表现与公司股票和共同基金的表现密切相连，一场金融危机袭来，多少美国人的退休储蓄大幅缩水，甚至被洗劫一空。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对危机的影响作了这样的评估：尽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但现在美国经济的规模仍比2008年金融危机前小15％。他认为GDP不是衡量成功的好指标，更相关的指标是家庭收入。美国今天的中位数实际收入比1989年（即25年前）的水平还要低；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收入还不如40多年前的水平。他感叹：“美国自称‘机会之地’或者至少机会比其他地区多，这在100年前也许是恰当的。但是，至少20多年来的情况不是这样。”＇6＇
与美国梦一路下滑的情况相比，中国梦则展现出了强劲上升的势头。仅就物质生活而言，过去20来年，多数中国人事实上经历了一场财富革命，如果一个中国人过去20年里移民美国的话，今天再回到家乡，他可能会强烈地感受到中美两国命运的巨变，真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最近的一些民调也印证了我的判断。美国皮尤中心2013年跨国民调表明，85％的中国人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表示“非常满意”，在美国，这个比例为31％。英国的WWP集团发布了《中国梦的力量与潜力》调查报告，认为“中国梦的吸引力未来可超越美国梦”。受访中国人中有超过1/3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的“理想国度”，但这种看法仅限于当前，有42％的中国民众认为，再过10年，中国将会成为“理想国度”。＇7＇
究竟是谁出卖了美国梦？这本书的作者认为是美国的政客、政府、富人、大公司，他们通过权钱交易动摇了“美国梦”的基础，使得普通美国人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少。美国的政府替富人减税，用的理由是富人和他们的大公司能给美国创造大量的就业，但这种局面基本没有出现。富人和大公司不热心把利润汇回美国国内，而是更多地把钱财转移到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卢森堡、瑞士等逃税天堂；富人与政客勾结，左右了智库报告和媒体宣传，使政府大幅度地放松管制，结果在短短的20来年内，“美国中产阶级所享有的工资、福利和其他许多经济利益都被侵蚀”。
当然，该书作者也提到美国大公司出于超级利润考虑，纷纷把工厂迁到了中国，导致中国工人抢走了很多美国工人的饭碗，但从中国人的角度看，“中国梦”其实还是比较包容的，某种意义上与“美国梦”也是相通的，“中国梦”的实现不妨碍“美国梦”的实现。在中美两国经济高度依存的今天，“中国梦”甚至可以帮助许多美国人实现“美国梦”。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双方都获益匪浅，但如果仅就货币化的利润角度而言，美方无疑是获益更多的一方。问题不是中国工人抢走了美国工人的饭碗，而是美国自己的政治制度出了问题，美国富人从中国获得的大量利润只是肥了富人自己的腰包，而没有通过税收等手段回馈到美国的普通百姓。
这就牵涉一个更大的问题：美国自己的政治体制是不是出了问题。其实，美国与其天天不厌其烦地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政治模式，不如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体制困境，好好推动一下自己的体制改革。如果这么大一场危机之后，普通美国人的资产损失在1/5到1/4之后，还是不深刻反思体制问题，还是不惩罚造成危机的金融大鳄，还是继续金融界高管与政界高官之间的“旋转门”（即先在金融界工作，然后去政府工作，然后再杀回金融界工作），还是仅仅满足于通过美元量化宽松来转嫁危机，那么下一场危机恐怕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在《中国震撼》中曾用“第二代腐败”这个概念来描述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腐败。“腐败”在中国是一个广义词，在媒体中广泛使用，几乎可以用于任何领域，如足球腐败、新闻腐败、医疗腐败、金融腐败、学术腐败、交通腐败、彩票腐败、节日腐败、低龄腐败等。相比之下，“腐败”在美国媒体上是一个狭义词。这么一场导致美国百姓资产平均缩水至少1/5的金融危机，美国主流媒体最多只使用“道德风险”（moral hazards）来描述，而不使用“金融腐败”这个事实上更为准确的概念，因为1。5万亿美元的劣质贷款被神奇般地包装成了优质金融产品，得到权威评估机构的认可，大都成了3A级金融产品，然后再卖给各国的银行。这些金融大鳄钻了法律体制的一切漏洞、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灰色领域，坑蒙拐骗，无所不做，但一切都做得道貌岸然，成熟老练，特别是“金融欺诈”和“监管套利”等行为令人发指，导致美国百姓财富大缩水，并最终祸害全世界。＇8＇
其实，美国和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政治献金”和“金钱游说”等现象都属于“第二代腐败”，中国把许多驻京办看做腐败，而美国把华盛顿成千上万家游说公司看做“公民社会”；中国禁止买官卖官，美国政治捐款多的可以当大使，这些把解决不了的腐败问题合法化的做法，在美国司空见惯。但依我之见，美国对“第二代腐败”的容忍最终只会造成美国未来更大的危机，加速美国的衰落。2013年美国的政治畅销书《这座城》（This Town），生动地记录了美国各种游说集团如何玩弄美国政治的。美国现在的立法几乎都充斥了无数的妥协条款以充分地保护各种既得利益者的权利。奥巴马的医改法案（《患者保护与评价医疗法案》）长达2 000多页，包括了各种补充条款和例外条款，说白了，这又是一个钱权交易后产生的、执行力非常之弱的法案。
有人认为，美国经济已经开始复苏，但也有人对此表示疑虑。政府花纳税人的钱拯救了银行，银行继续把钱投入股市、房市和虚拟经济，所以股市和房市出现了某种“复苏”，但美国经济深层次的结构问题没有任何触动，这种“复苏�
